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

喜多川事件发酵至今，我听说了很多，想了很多。想说的有很多，但似乎又太多了，纷乱繁杂，不知该如何说起。直至读了杰尼斯的调查报告（报告全文看），总算可以把当下的心情整理一下。

喜多川的ltp传闻，我是在入坑了之后无意中在论坛上看见的。当时的讨论对事实争议很大，喜多川在二审中又部分胜诉，令法院判决的内容变得模糊；加上网络以讹传讹的特性，因此我没有轻信。但这事搁在心里像一个疙瘩，于是我开始搜索资料报道，并最终读了Sex and Spectacle这本书（书评看）。从书里我得到了确信：喜多川就是对Jr出手了。但对于他行为的规模以及对受害者带来的影响，我那时候还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然后没过几个月，BBC的纪录片来了。虽然来的timing有点微妙，但它早该来的、总算来了。我在纪录片里看到了时隔数年受害者的眼泪，听到了受害者本人亲述，看到某些Jr们为了上位甚至学会了以受害为荣。这种侵害伤害的不仅是身体，还有人心。

喜多川的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调查报告里都提到了：Mary的偏袒、事务所的放任、艺能界的随波逐流、媒体的不作为，步步纵容了喜多川的长期肆虐。早在1960年代喜多川就已经因为加害新艺能学院的学生而被院长名和夫人逐出并起诉（报告26-27、29-30页）。警钟早已敲响，但没有人听。诉讼最后不了了之，而喜多川姐弟趁势独立并创办了杰尼斯事务所。有了自家的事务所，喜多川在制作、选用艺人方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杰尼斯也不例外。

从此这个畸形的人就在艺能界“宽松”的空间里逐渐生长，长成一株遮天蔽日的大树。无数的艺人、电视台、媒体倚在它之下乘凉，在受到馈赠的同时，也不忘投桃报李，如此成为了一个共生系统。1970年代开始，艺能界已经风传喜多川的“特殊癖好”。杰尼斯的元老重臣白波濑杰就曾经在工作现场被其他事务所的人当面询问：贵社社长是homo吧？（报告28页）。到1980年代，喜多川的癖好在社内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有Jr给事务所打电话咨询烦恼：Johnny桑在被窝里乱摸该怎么办？接电话的（女性）工作人员回答：想出道的话就忍了吧（报告28-29、44页）。大家默认，在艺能界，Johnny桑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所以为了变成金子，被怎么样也该忍耐。

作为艺能制作人，喜多川确实是个天才。这个天才的本领不一定是创造出多么技术高超、璀璨绚烂的舞台——我就觉得杰尼斯的舞台不好看，大概因为我是“一桌两椅”形式的忠实粉丝。喜多川的天才在于看透人心：知道观众想要什么，知道他可以获得什么，知道他可以拿自己或者他人的什么去交换。对，一切的秘诀在于交换。在其他的报道里，有Jr证实如果强力抵抗的话，喜多川也会罢手。但抵抗的代价是掉资源。报告里也证实了Jr的普遍认知：如果愿意接受喜多川的潜规则，资源会增加，待遇会变好（报告22、44页）；乃至周围的工作人员会劝Jr，想要资源的话就接受吧（报告29页）。而Jr在这样的环境里潜移默化，最终也接受了这套“规则”。日后即便意识到自己受害了，也无法说出口：我知道我是拿自己去交换的，没有抱怨的权利。但是小朋友不知道，这是彻彻底底的不等价交换。无论是怎样的天才，都没有剥夺他人身心尊严的权利。

我希望有人能够把这份报告翻译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直到现在，时不时还能看到有人辩解“这是喜多川一个人的行为”，还有人“奉劝”大家“带点脑子”，该追杰尼斯就追杰尼斯，不要被他人的话语影响。我可以理解这应该是一时的应激反应，因为有的杰尼斯迷妹被人斥责为“帮凶”，这样的谴责过于沉重也不符合事实。很多人像我一样，曾经不知道这件事或者缺乏渠道去求证，在半信半疑中选择了观望。但如今事实已然明确，再沉迷杰尼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明知故犯了。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可能也跟当初的Jr一样，选择了成为这套“交换”系统当中的一员：杰尼斯给我带来快乐，而我愿意付出支持、喜爱、金钱和时间作为交换。殊不知，你交换的对价当中还有一部分你没有意识到的隐形对价：对杰尼斯罪恶的沉默。

曾经，那些受害的Jr以为他们和天才交换了一桩超值买卖，没有意识到天才可比他们会算计多了。Jr、Mary、事务所、业界、媒体，一个接一个被这位天才算计，落入沉默的圈套当中；现在他要把这沉默扩散到我们身上了，你要成为这个圈套当中的一员吗？

本人老J粉一枚。过去就听说过相关的传闻，而当年看的是XQ出土的文青小道，虽然是震碎三观，但是整个讨论还是在他日本土视角之下，而且年轻时对这样的话题还没有敏感性。所以不自觉地也会站在所谓“客观立场”，用人的多面性于复杂性来开脱与开解自己不要太过批判喜多川（他确实是偶像帝国的开拓者，以及在商业和文化领域有诸多建树）或者是Johnnys帝国。然而这部纪录片即使是老调重弹，可是用视觉语言及那些不被说出的文本从一个外部者的视角，让我感受到了强力的冲击。有人也评论过这个记者或者创造团队带着西方一贯的傲慢来评判日本社会及文化，或者没有深层理解当地及J家便照本宣科按判例结果来倒推定义这个事件。固然这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团队确实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流于表面没有更花大力气去挖掘新的线索），可是这部纪录片的意义我认为却也在于此，从同样的资料入手在没有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他反而更直观的呈现了这件事情或者这种文化背后的问题与荒诞所在。而身处其中的人却往往忽视或者避免去谈论这种核心。这再次告诫我们传统与权威并不一定等于正确与全能。

附上我对此片本身的短评：内容虽然是当年文青的冷饭。但是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从第三者（另一种文化）视角，让人意识到了这个事件超越了性犯罪以外的更深层的父权文化下的大众失语。人们置身其中，但是拒绝讨论、甚至美化、甚至把这种性权力的霸凌暴力当成一种可被接受的文化现象，这是多么可怕和邪恶的。而这种恐怖与暴政，就是房间里的大象、皇帝的新装。可悲的是，对其发出质询、反抗的异见者只能从外向内掀起讨伐，而这种环境内部却如深渊死水淹没了一切不和谐不起半点波澜。

作者：张宇，清华大学法学学士、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硕士，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后浪法评（geniuslawcomment），已获作者授权；未经授权，禁止再度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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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英国BBC电视台播出了名为“Predator: The Secret Scandal of J-Pop”的纪录片，报道了日本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Johnny喜多川长期对旗下未成年练习生（Jr.）实施性骚扰、乃至性犯罪的行为。

熟悉日娱的人都知道，杰尼斯事务所是日本男子偶像界的绝对大佬，几乎垄断了日本的男子偶像市场，SMAP、岚、山下智久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爱豆团体和个人均隶属于该公司；创始人Johnny喜多川更是其中“神一般的存在”，受到偶像和普通民众的一致追捧。

在BBC的纪录片中，几名曾经的杰尼斯事务所练习生讲述了自己被喜多川侵害的经历：时年十五六岁（甚至更小）的他们被叫去实际上是喜多川个人住所的“宿舍”，被喜多川像摆弄洋娃娃一样脱衣服、洗澡、按摩，直至实施性侵。更令人绝望的是，杰尼斯事务所的练习生似乎已经默认了这样的对待，将其作为出道的必经之路。其中一个前练习生表示，他所知道的明确对此表示拒绝并逃离的人，只有一个。

纪录片播出后，似乎并没有在日本娱乐圈引起广泛讨论，在国内也没有热搜。事实上，讨论BBC的纪录片是否属实没有意义，因为日本法院早就确认了喜多川性侵未成年人的指控。但是，即便喜多川已经于2019年去世，关于其曾经的性侵事件却仍然如黑箱一般秘而不宣。

作为一名真心实意追过岚的小粉丝，我想问一句：为什么？！

一、东京高等法院判决：报道属实

早在1999年，日本著名娱乐杂志《文春周刊》就连续14周报道了喜多川对旗下未成年练习生的性虐待等丑闻。

报道发出后，1999年11月，杰尼斯事务所将《文春周刊》告上法庭，提出了侵犯名誉权诉讼。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杰尼斯事务所胜诉。随后，《文春周刊》提起上诉，2003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改判《文春周刊》胜诉，认为《文春周刊》关于喜多川性虐待的报道属实，没有损害其名誉，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日本律师穗积刚调取了东京高等法院的卷宗发现，当时有两名受《文春周刊》采访的少年出庭作证，各自讲述了他们的受害经历并接受询问。法庭调查认为，两名少年关于喜多川性骚扰的具体证言的内容基本一致，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串通作伪证的动机，因此认可他们证言的真实性。

此外，喜多川本人也亲自出庭为自己辩解，除了否认证人的指控外，甚至自爆自己20年前就因为生病做手术丧失了性功能，因此不可能实施被指控的性侵害。不过，东京高等法院裁判认为，喜多川提出的诊断书、陈述书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患上后遗症或丧失性能力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在面对法庭询问时，喜多川无法对自己的主张自圆其说。最后，他甚至说出了“实际上，我也很难说他们（少年证人）说的是谎话”这样事实上承认性侵指控的话。

东京高等法院指出“前述证据可以证实，充分考虑到被害人的年龄和社会、精神上都不成熟的状态，其与一审原告（喜多川）在社会地位、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这种行为的性质和该行为对少年造成的精神冲击的程度，少年们没有自行向侦查机关控告，甚至没有告诉监护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也能肯定的是，从少年的立场而言，他们考虑的是，如果拒绝了一审原告（喜多川）的性骚扰行为，在舞台上的站位就可能变差，也可能无法出道。”高等法院认为，喜多川利用少年练习生因为上述担心而无法抵抗的心理，实施性骚扰行为属实，认定《周刊文春》对此的报道真实。

此后，杰尼斯事务所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又于2004年2月自行撤诉。东京高等法院的裁判成为终局判决。

二、为什么喜多川没有受到刑事审判

由此可见，到2003年为止，喜多川性侵的事实已经得到裁判确认，此后又陆续有少数原Jr.曝光被喜多川性骚扰的情况，但始终没有在日本引起什么水花。没有人去起诉喜多川，更不用提让他承担刑事责任；只有无数少年源源不断地涌入他所掌权的“造星工厂”。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就法律层面而言，当时的法律并不能有效保护未成年男性受害人。

日本现行刑法颁布于1907年，1908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直到2017年，刑法才修正了关于性犯罪的规定。

在此之前，日本法律中的强奸罪仅指男性对女性的奸淫，同性之间的性侵不可能构成强奸罪。因此，喜多川即便性侵男性练习生，也不会受到强奸罪的规制。

如果退而求其次，刑法规定的公然猥亵罪和强制猥亵罪，虽然不限制被害人的性别，但同样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这是因为，由于喜多川实施性侵害的地点具有隐秘性，公司的练习生又都受制于他，恐怕很难取得有效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根据当时的刑法，包括强奸、猥亵在内的所有性犯罪都是“亲告罪”，即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如东京高等法院判决所言，对于只有十几岁的被害人而言，他们出于认知、恐惧等各种原因，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父母，更何况向警方提出控告呢？因而，喜多川长期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行为，却几乎没有人提出控告，警方也无从启动调查。

2017年刑法修正之后，“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罪”，被害对象不再限定为女性，犯罪行为也扩大为性交、肛交和口交。并且，全部性犯罪都由亲告罪改为非亲告罪，成为了“公诉”案件。

但是，直到2019年7月去世，喜多川都没有受到指控，最终在全体杰尼斯艺人的送别中体面地离开了世间。

三、“黑箱”背后：权力的肆意和被害者自我合理化

喜多川之所以可以肆意侵犯未成年练习生而逍遥法外，根源在于他和他创造的“杰尼斯帝国”所拥有的绝对的权力。

在日本，杰尼斯事务所几乎垄断了男子偶像行业，也对电视、新闻等媒体产生巨大的影响。杰尼斯事务所可以向电视台等输送艺人资源，同样也可以据此向媒体施压，决定选角、报道内容等。2019年7月，因涉嫌施压不让出走杰尼斯的原SMAP三名成员参加电视演出，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对杰尼斯事务所发出口头警告，要求其注意不要违反《禁止垄断法》。杰尼斯事务所的垄断地位可见一斑。

在杰尼斯事务所内部，喜多川更是“君临”一般的存在。根据报道，杰尼斯本人亲自参与并决定Jr.的选拔，对于偶像的出道、乃至舞台的站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正如判决揭示的那样，如果违背了喜多川的意志，练习生就只能站在舞台上不显眼的位置，失去了镜头，更失去了出道的机会。

在这样的绝对权力垄断下，不只是喜多川，任何人都能够为所欲为。日本媒体对喜多川的性丑闻集体选择沉默，公众更是对此讳莫如深。BBC的纪录片提到，大多数父母都知道喜多川的癖好，还是选择把孩子送到杰尼斯公司，甚至会主动安排喜多川和孩子独处的机会。也有练习生说，如果被喜多川“临幸”就能变出名，那自己也会接受。

更为诡异的是，即便遭受了喜多川的侵害，仍有原Jr.说喜多川是一个很棒的人，他的行为是把大家当“family”并且包含爱意，电视上的偶像们也在开心地讲述着和喜多川的回忆。

而在日本社会语境下，这一切都有迹可循。

首先，日本社会对性的态度极为压抑。对于性侵被害者而言，选择揭开性侵的“黑箱”，向他人讲述乃至公开被侵害的经历，就意味着将要受到外界众多非议、污名。例如著名的伊藤诗织事件，即便她最终取得了胜诉，仍然遭受着大量谩骂和荡妇羞辱。女性被侵害尚且如此，同性、尤其是男性之间的性侵害就更不为保守的社会所接受。日本性别平等委员会调查显示，在性暴力被害人中，有六成的女性受害者选择不向任何人讲述受害经历，而作出如此选择的男性受害人，达到了七成。

在这样的压抑环境下，当一个十几岁涉世未深的男孩遭受性侵害时，极有可能难以向任何人启齿，却在周遭“不接受就无法出道”“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的声音中不断被洗脑，只能选择接受。为了让自己接受，受害者可能会进行自我合理化，为暴行寻找情感上的突破口，从而减轻心理上的痛苦。如同房思琪受到性侵后的自我欺骗——我是爱老师的，如果不这样自我暗示，她便无法接受自己被“玷污”了的事实。于是，受害人选择放大喜多川的才华和对Jr.的关心，选择接受“他是因为爱才对我这样”的解释，选择以这样的方式逃避痛苦。

在庞大的权力机器面前，个人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文春和BBC的报道让更多人发现，原来舞台上魅力四射、给人们带来梦想的爱豆，竟要遭受如此残忍的对待。但是，这本不该是常态，社会更不该因为喜多川之流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而放任其行为。

自2017年针对维恩斯坦性侵行为的揭露以来，“metoo”运动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受害女性。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性侵的受害者不只是女性，也有很多男性；加害者不只是男性，当然也有女性。只有打破针对男性受害者的禁忌，反对任何形式的性暴力，才能推动社会和法制的真正进步，才能避免杰尼斯事件的悲剧再次发生。

刚发布就在BBC网站看了。也许是因为日本社会和大多数媒体选择性装瞎的原因，纪录片本身的素材不是特别丰富。BBC记者一直问受害人们是否认为喜多川“超越了边界”，并期待着从受害人口中得到证实。然而从受害者到日本大众，大多对这样的性犯罪表现出一种暧昧的态度，对记者来说也算是巨大的价值观冲击了。

很遗憾，由于缺乏对日本社会和民族性更深入的研究和挖掘（除了西方与东亚社会的价值鸿沟之外，也许有片长限制的原因），没能探索从受害人们到日本社会对这件事暧昧不明态度的深层次原因，所以这部纪录片只能止步于记者的惊诧与失望。当然积极的一面就是，西方媒体这次在全世界面前将真相揭露，辐射面肯定比当初文春的报道要更大，让更多人对J家的偶像工业祛魅，直观地看到这个造星帝国背后的剥削与罪恶。

另外，看到一些评论认为BBC记者“过于高高在上” “傲慢地俯视日本（东亚）社会”。真的完全是西方媒体的傲慢吗？有没有可能，记者表达出的普世价值观确实是正常且健康的价值取向，并不是所谓的“西方的偏见”？观众当然可以批评媒体和记者视野的主观和客观局限性，但是一些观众表达的也不过是 “西方媒体不懂日本（东亚），西方媒体在傲慢在猎奇”。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本身确实是很猎奇并且令人震惊的（大家都知道很多西方国家对炼铜性犯罪零容忍），引用一位豆友在短评中说的“你在不正常的环境里呆久了，觉得自己承受了更多的苦难，所以有优越感了？” 简直是我的嘴替，当一名东亚观众以这种狭隘而不自知角度去解读一部西方纪录片的时候，这何尝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这种傲慢比起所谓的“西方媒体的傲慢”，可悲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