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电影里边有一个镜头，在徐佳通过第一轮面试进入领导考核之后，有一个一同进入面试小组的男生说“人，就是一步一步证明自己的过程”，而我觉得，导演通过这部片子其实是想让我们认识到，证明自己，也许并非那么重要，而逐渐的认识自己，发现真正的自己，解放自己，才是心灵真正的出路。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鲁西北的一个农村度过的，和马百娟不同的是，我们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升入初中而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业，然而能够在中考过关斩将升入县城一中也就是我们当地最好也是唯一一个正规的高中，比例非常低，对于一个镇上的中学来说，每年应届加往届最多十几个学生能够考上县一中的公费生。所谓公费就是学费一年1000元的，另外一种自费的是学费8000~10000元，是对那些考分达不到分数线但是和分数线相差不多的人设置的，对于农村的大多数孩子来说，考不上公费几乎就等于和高中无缘了。而我是就是那幸运的十几个学生之一。我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百分之九十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打工了，女同学一般在城市里打工几年之后，回老家结婚、生小孩，就这样成为了一个个的马百娟。

升入县城一中，周围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苦孩子，也有少部分家在县城的走读生，家境相差不大，我们一个月只有一天半的假期，平时出校门需要请假。大多数同学，无论男生还是女生，背负着家人甚至是一个家族殷切的期望，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信条：考上大学，走出农门，改变命运，回报家人。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医学是最多的，因为毕业后不愁找不到工作，用老家人的话讲，一个人再穷，他也会生病，因此医院是不会倒闭的，医生越老越吃香，求着你的人多。多么务实而直白。至于个人的理想，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眼下的生活不允许我们去思索那些高于现实的问题。而我，也就成为了全国千千万万个医学生中的一个。

医学生的大学生活，几乎是高中的延续，出早操，晚自习点名，每天都有厚厚的一堆书要记忆。很多同学逐渐发现自己对医学并不感兴趣，男生很多人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而女同学，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在努力学习，为考研究生做准备。大学毕业后，大多数的同学选择了去县级医院做医生，有一小部分考上了医学研究生，选择继续深造。在我们的大学同学微信群里，讨论内容最多的是医生工作压力大，夜班煎熬，医患关系紧张，起初每当发生一次全国性伤医事件，都会有同学发到群里大家讨论一番。朋友圈里也会刷屏。后来渐渐的没人转发这些信息了，好像大家已经麻木和习惯。

我在考研究生时选择了基础医学，研究生毕业后在高校做了一名教师。远离了医院那个吵闹的环境和紧张的医患关系。工作后认识了很多同事，很多都是非医学专业，我逐渐地发现，原来生活中竟然有一群人是那样的生活。比如有一个同事，每年都会去好几个国家旅行，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同事，几乎每天都会去很高档的饭店吃饭，朋友圈天天发精致的饭菜的照片。有一个同事，开几百万的豪车上下班，要知道以我们的收入估计一生都买不起那样的车。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段子，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一起和咖啡，我觉得这个目标貌似也很难达成：一个同事喜欢去全世界各地的咖啡店，收集咖啡豆。然后像袁晗寒一样开了一个咖啡店而且没有倒闭……

当我参加工作了，发现世界上很多同龄人的经济状态是我努力一生都达不到的。同事背着香奈儿、LV的包包，看上去是那样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然而当我也花了几千块买了所谓的轻奢包，我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幸福的感觉，当新鲜劲一过去，我更喜欢背着几百块的结实耐用的帆布包装着我的厚厚教科书上班。而且在追求物质的过程当中我逐渐意识到，物质带来的愉悦感并不能持久，甚至会很快消失，而拥有精神追求，才可以做到永无止境。

最近得知学校教艺术的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放弃了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要的编制，去海南创业了，看她的朋友圈里，每天的生活多姿多彩，感觉过得很开心。我内心非常羡慕那种生活状态。实际上，我想大多数看了出路电影的人，都应该是“内心羡慕袁晗寒那样的生活状态，却不得不过着徐佳那样的生活”。

导演郑琼老师并没有给每个人指出他的出路在哪里，那也不应该是她的任务，但是她成功地促使了我们——至少是我，开始觉醒，除了肩上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心灵做点什么，我觉得一部电影做到这一点就成功了。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她影主理人小姐姐在世贸天阶带大家一起看了郑琼导演的纪录片电影《出路》。

如果你刚好错过了这次活动，不知道这个片子讲什么，可以在往期的文章里回顾影片内容：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导演来到现场和观众们聊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话题，现场交流的氛围非常好，以下是现场交流实录：

主理人小姐姐：

郑琼导演原来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她辞职之后做了一个纪录片的论坛，叫【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那个影展的公众号我已经放到群里面了。就像片子结尾和前面说的，这个纪录片是从09年到15年左右，拍了六年。这也是导演自己的第一次纪录片创作。

我选择这部片子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郑琼导演是一位女性，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这个片子其中的两位拍摄对象是两位非常年轻的少女，她们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议题，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片。

我今天看完这个片子，我想问导演两个问题。我知道您拍了六年，但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片子之前，我看过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包括BBC的《人生七年》，以及国内陈为君导演也拍了《出路》。您觉得相比之前这两部也是聚焦于阶层，聚焦于阶层固化，聚焦于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的片子，您的片子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两个问题，然后问完了以后交流机会就留给大家。

郑琼导演：

实际上这个片子是从13年开始，当时袁晗寒在美院附中，然后她就退学了。我觉得她有很好的机会，她却放弃了，这对我触动挺大的。当时他妈妈其实也很希望我来拍她，但她妈妈希望我拍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故事。我觉得她确实很有天分，但那个不是我关注的点。

我当时很清楚，我就想再找一个湖北的，四川的，然后再有一个甘肃的或是宁夏的小孩，我想做一个三个人的片子。你说的那个英国的seven up，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没看过。09年在武汉拍摄的时候，我和陈为军导演吃过饭，陈为军知道这个片子的，也知道我这片子的名字。其实他也许以为我这片子就不拍了，所以他的那个《Education，Education》就后来用了“出路”这个名字。09年拍完之后，10年在BBC有一个栏目叫《My Country，My Country》，然后放了一个20多分钟的片段，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跑这么远来看这么安静和寂寞的片子。

主理人小姐姐：

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可以举手，我把话筒递给你们。有没有第一位想要发言或者是想讨论的？

观众1：

我想问您当时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因为他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有比较贫瘠的西北地区，然后还有湖北的重工业城市，然后还有北京，您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第二个问题是，您为什么选择六年作为一个跨度来进行拍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片子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拍完之后，您觉得跟开始的初衷还一样吗？谢谢。

郑琼导演：

我先倒着回答吧。我觉得这片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讲就是拍完了，然后我没有预算，没有任何的钱，所以我就09年拍完，当时就想剪，但是因为工作一直挺忙的，就没有剪辑。但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完。12年的时候又拍了。我那时候真的想剪辑，但是我就有别的事情要做，到15年的时候，然后我什么事情不都想干，我就一定要把它剪出来。所以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好了，一方面原因是在国内做纪录片你完全没有那个预算，然后呢即使你有这个计划，你想拍六年也不会有足够的钱。我有一个朋友投了25万，他后来就是要签国内的这个代理，但是他什么也没干，我就跟他吵了一架，然后他就把投资变成借款，这个就是对我生活唯一的改变，就是我还要还他25万。

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三个人，第一个是袁晗寒的妈妈找到我，就是故事找到你，我自己也是一个复读生，所以我又回到以前的高中，又找了一个复读生。我当时去找的时候也很清楚我想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到甘肃，因为距离很远，我没有办法提前去做调研，但是我08年正好跟一个欧洲的导演来做一个环境题材的片子，当时我们就去了甘肃，还有宁夏那些地方，然后我就认识当地的NGO，那我就跟NGO的朋友讲，我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小孩，然后你帮我看一下，其实他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拍照，然后就是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就是我想拍的，然后就确定下来做这个项目。

观众2：

导演你好，我很好奇的就是在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时间也挺长的，那对于被拍摄的三个对象，对他们是否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15年拍摄结束之后，您是否继续关注这三个孩子，他们的现状是怎样的？您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拍摄下去？

郑琼导演：

不会。不会再拍，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我已经在往前走了。现在马百娟就在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陶瓷厂工作，就是她哥哥工作的地方，然后和表哥结婚了。袁晗寒呢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从杜塞尔诺夫艺术学院毕业，她可能回国找工作或者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安排。徐佳现在还在以前的那个公司，然后结婚了，他在武汉买了车，但是没有买房子，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并不是说就希望他们会什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内心有一个这种触动和感动，所以我想去拍这个片子。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期待的，我也没有忽悠他们有什么期待。

观众3：

谢谢郑导，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片子，往后也向你们致敬，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比较贴近我们创作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你也说就是三年又三年的这么拍下来，其实是每次都中断了想去继续拍，但是您当初开始想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心理预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我看到那个马百娟的家里好像是跟您要钱了，还有如果要公映的话有肖像权授权的问题，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郑琼导演：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预设的，要拍什么我是很清楚的，这可能回到我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纪录片在我看来都是主观的，因为假设我来拍，我肯定是选择这三个人物，然后拍的时候肯定要拍我想拍的那些东西，到剪的时候我肯定也是按照我想的那个顺序来剪，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拍片子是要有预设的。但他们的命运并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想象去发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剪辑的原因，所以我就会把他们要钱的那个部分放到前面去，电影公映的话除了我跟每一个人都有同意拍摄的协议之外，其实这个协议还要给到广电局，广电局如果收不到这个东西，我们是拿不到拍摄许可证的。

观众4:

老师您好，我这边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袁晗寒的，您刚才说是接到她母亲的那个请求，想拍一个天才少女，一开始在片子里可能大家都觉得她是特别颓废的一个人，后来自己不管是创业也好，再去念书也好，这样一个整个的流程走下来，对于她这样一个人来说，她走上这样的人生道路，您会有一个怎样的评价？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那甘肃宁夏那个小孩马百娟，她在学校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老师拿着书跟他们说，我们原来是拿驴套车，后来柏油马路，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现在连车都没有，就剩驴了，楼房也是没有的，然后您这个时候正好把镜头是对应在那个青山绿水，但是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那个镜头，一个非常反讽的镜头，不知道您是不是剪辑的时候故意这样去做的，是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感情？

郑琼导演：

我觉得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故意的，在电影里我想要表达的荒诞，不仅是这一处，有很多表现荒诞的东西。我觉得袁晗寒跟其他的两个人，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她也在自己的框架里边去做所有的尝试和探索，但只是她要面对的问题和另外两个人物不一样，她要解决的是一个非物质形态的挑战，就是无聊。但其他两个人他们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寻找各自那个背景下能够找到的出路。

观众5:

导演您好，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这部片子，我主要想提三个问题，就是我怕我记不住，您可以我提一个问题，您就回答一个问题，可以吗？第一个，因为我在在高考前通过一篇微信看到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把您这个话题和高考是否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所以我想问您一开始做的时候，你想在片子里探讨高考和人的命运关系，还是单纯的探讨阶级和人的命运的关系？

郑琼导演：

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媒体的宣传，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我觉得你看了片子之后，你读到的信息或者说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在第一阶段拍他们的时候，徐佳在参加高考，但其他两个人都跟高考没关系。这个片子就我个人而言，它跟高考没什么关系。

观众5：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您是很主观的去拍摄剪辑这样一个纪录片，但是我们会觉得纪录片的本质其实是纪实，您心中被他们所触动到的，您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的东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郑琼导演：

因为我也是复读生，我从一个小地方出来，我其实是很少有这种机会去选择的，但我看到北京孩子有这么多选择，这是最初触动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对纪录片了解多少，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真实其实是新闻要做的事情，但是纪录片它是电影，电影其实是要在情绪上和情感上触动观众，假设你看到这个片子，你的情绪被触动了，OK，那这个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它也不是一个说明文，它不是说要来告诉你很多信息，这个不是电影要做的事情。

观众5：

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电影是三个故事，然后你把它分成三段对比来剪辑，您觉得这和一个一个播放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对比效果呢？

郑琼导演：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那么做，我一开始就没想单独来做。

观众6：

老师您好，我看到这个片子，首先我的自我感受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很真实。我的问题是您这个片名为什么会叫出路？因为我可能真的没有看到太多有出路的内容。

郑琼导演：

我觉得电影里面三个小孩子都在找他们的出路，他们的出路是什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地呐喊出来了。

观众6：

还有就是我想八卦一下，就是您在和主人公沟通的过程的一些经验，比如马百娟他们的家人跟您产生的冲突，您是如何来解决的？谢谢。

郑琼导演：

冲突最主要的是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在BBC放完以后，然后BBC给了我一个观众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加拿大的叫卡格瑞的女士，她想资助马百娟，让她一直上到大学，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好，所以我就开始联系。在第一集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马亚平，他在宁夏，但只有马亚平还能够讲普通话，能和外面沟通，所以我们让马亚平去开那个银行账号，然后就跟他讲了要开中国银行的存折，但是说了这些没用，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工商银行的，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很久。

然后我同时还跟卡格瑞讲，我说其实马百娟家还有个小哥哥，就是马百胜他也在上学，他上四年级，问她愿不愿意来资助马百胜，然后对方也同意，结果这边还没弄完，马百胜就退学了，那我也不能要求人家继续资助。我就和马亚平说我要跟对方讲，说马百胜已经退学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总之后来这个事情没搞成，然后马百娟也退学了。他们家就觉得挺生气的，就说你让我们忙这么久，然后还没有看到钱，我觉得这是他们没有讲出来的一个原因。

我去拍的时候，第一天我去拍他们买那个玻璃，我知道他们其实希望我付钱，那个玻璃是400块，所以我就付了，我觉得那个钱我还是可以付，虽然也有一点肉疼。后来第二天然后再去的时候，他爸爸就骂我，但是我因为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都是大概有十几个志愿者帮我翻译，翻译完了我才知道，OK他在讲什么。我当时租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去帮我讲，然后我的摄影师是云南台的，他就拿他记者证去跟他讲，我也跟他们家里人讲，结果都不行，我又去找马亚平那个工厂的厂长，就厂长中午吃了一个饭，然后让厂长再给他们再讲一讲，但也不行。

我当时其实也挺崩溃的，因为我全部是用自己的钱来拍的，而且我自己很清楚，我不可能再有钱再去拍第二次了。我当时各种办法都想了，就是什么歪招都想了，我还跟我一朋友打电话，他在甘肃，我说你能不能打电话吓唬他们一下，让他同意让我拍，结果我那朋友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要做功课啊，然后呢你要跟他们培养感情啊，但是我也知道我完全没有钱。那怎么办？那就不拍了呗，我不拍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进不去的话，你必须得退了。那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第二天，然后马亚平又打电话问我，今天为什么不去他们家了，我就说你们家那么骂我，我还去干什么，后来其实又说好了，然后再过去拍摄。过去的时候我一开始什么也没干，其实就是问他爸，问他昨天为什么轰我走，今天为什么同意我拍，然后他就和我道歉了。但实际上我在第一次拍摄和第二次拍摄的时候，都会给他们签拍摄协议。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关于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就是要说实话，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品，要拯救他们，我没有这种想法。不忽悠自己，也不忽悠他们，你是什么样子，你能做什么，你就如实的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你比较诚实就好了。

观众7：

导演你好，从头到尾我的朋友都一直在哭。您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出路”，感觉就是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袁晗寒可能就生在罗马，徐佳是知道罗马在哪，我要去，马百娟压根就不知道罗马这个地方。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特别绝望的东西，集中在马百娟身上。这是三个不同的阶层，可能第二层和第三层跟我们更加接近。但最底下那个阶层，特别像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特别像是一个被遗忘在某个黑洞里的一个阶层，我想知道您觉得这个阶层他们有没有机会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郑琼导演：

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去贵州支教，然后去了中央台唱那个歌，就是袁枚的那首诗。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出路》的答案。里面其实有很多反讽，我觉得我们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好的教育应该唤醒生命，唤醒这种生命意识，然后给人一些学习能力，就是我可以辍学，但是我要有一些学习能力，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但比较遗憾，我觉得我们目前教育并没有实现这个功能，所以马百娟学的那些东西，都是跟社会脱节的。徐佳其实整个是被洗脑的，他的想法都是别人的想法，都是社会的想法。对于这两个人来讲，他们的自我和自我意识没有及时醒过来，我们的教育其实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对于很多人来讲，阶层都是从这种经济意义或者这种成功学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但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个幸存者。因为我中间采访过袁晗寒的妈妈，我问她假设袁晗寒出生在一个小地方的话，她会怎么办？她说如果她女儿出生在二三线城市的话，她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传达的是更深层的信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这样子的，不是用这些东西去定义每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我更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每个人你要找到你自己，意识到你的生命是珍贵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把使命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冤枉在这个世上走一趟。我觉得那一对基督徒做的事情其实是这个《出路》的答案。他们在贵州支教的时候，教那些小孩音乐，教他们文学，我觉得把很多山区孩子的生命唤醒了，鼓励他们会自己去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个片子不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但大家依然来看了。谢谢。

因为时间原因，分享交流就到此结束了。电影将在7月20号上映，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诚如导演所说，无论我们是马百娟，是徐佳，或是袁晗寒，我们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寻找着各自的出路。

整理：她影实习生小妹

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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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琼，48岁，纪录片导演，她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即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作为新人导演，她的年龄似乎大了一些。就连她的朋友，在十年前就曾翻着白眼打趣道：那么老了，才开始拍片。

但在纪录片界，郑琼并不是个新面孔。她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可以贴在郑琼这段传奇经历上的标签有很多，三次高考失败，只身闯荡北京，为了观鸟从光线辞职……但她自己却只想摘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噱头。与她所热爱的那些纪录片一样，她更加偏爱真实的踏实感。

1.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执着于纪录片

采访郑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需要将准备好的采访大纲洗牌重来。

郑琼是个准备极其充分的被采访者，在采访开始之前，她先扔给了我很多资料，说：“这些应该会解决你大多数问题。”而于我来说，那些材料最大的价值，是避免我问出“蠢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执着于纪录片？

“什么执着于纪录片？”这是个让郑琼反感的问题，因为在她的眼中，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纪录片，说白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执着于某种形式，听上去就很本末倒置。但要说郑琼，不可能将“纪录片”三个字摆开不谈。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句话总是与郑琼创办的iDOCS影展搭配出现。2006年，郑琼第一次参加了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8天的电影节，她在看片室里整整呆了7天。结束那天，看片室只剩她一个人，最后一部影片放映结束，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就坐在黑暗里落泪。落泪是因为绝望：“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绝望，让郑琼本能地萌发了把更多好的纪录片带进国门和更多人分享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一系列与纪录片有关的故事。

2.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

从成立纪录片发行公司，办iDOCS影展，到自己拍片，这看上去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真实情况却没那么顺利。

郑琼的发行公司叫“零频道”，郑琼自嘲到：“又是‘正穷’，又是‘零’的，一听就赚不了钱。”

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人手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在做的事情，明知道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罢了。

但单凭理想是撑不起一个公司的，“零频道”从一开始的6人小团队，后来只剩下3个人，到2012年彻底解散，只留郑琼一个光杆司令和十来个志愿者。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郑琼还将iDOCS影展办了起来，到今年已经是第6届了。

不过，iDOCS的最初创立实属偶然。

2009年，郑琼正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满世界寻求资助，刚好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在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专项基金。那时候，她也正好在为免费放映纪录片的事情东奔西走，所以她同时申请了两项基金。用她自己话说，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捞草打兔子”。

结果兔子打着了，更急需的草却没能捞上一捆。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了，制作基金却没了着落。更吊诡是，接下来几年依旧如此。iDOCS就这样“被”创立了，但巨大工作量几乎耗尽了郑琼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自己的拍片计划只能被搁置在一旁。

郑琼把iDOCS形容成一个饥肠辘辘、永不满足的“狮子”，而自己就是孤独的驯兽师“用性命来抚慰它的撕咬”。办影展这件事情，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郑琼胸口。每一届的成功，就意味着对下一届更高的要求，她还需要面对来自观众的满满期待，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马戏舞台中央，夹在猛兽与观众之间，不断取悦他人，压抑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每一届，她都在死撑，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她总在食言。

2011年连办了三年影展的郑琼终于受不了，她大哭一场：“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于是，她停了两年，回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郑琼的处女作《出·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拍了6年，期间BBC的一档记录节目（My Country My County）联系过她，问她手头有没有好的片源和素材。她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影片不就可以用吗？“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于是她把《出·路》的片段附在最后交了上去，这也成了BBC唯一选中的一部片子。

2014年，iDOCS回归了，在闭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展厅里777个座位上的观众，都在等待郑琼的发言。郑琼拖着近一米的长辫子，裹着旧棉袄，上台鞠了一躬，说了三个“谢谢”，就在观众诧异的表情里下台了。如果不是仪式必要，她连台都不想上，免得画蛇添足。“因为一场影展，片子足够好，就够了。”

在纪录片的面前，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她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搬运纪录片的小蚂蚁。“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不愿意被戴上高帽，贴上标签，被当成什么纪录片的“圣母”或是“拯救者”。在她看来，别人想要给她戴上的这些看似灿烂的光环，其实都是“虚幻的手榴弹”。她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美名绑架。

到今天，离第6届iDOCS开幕还有半年，郑琼仍然斩钉截铁地声明：“今年绝对是最后一届了！”

3.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

郑琼的第一部影片《出·路》，一拍就是6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难产。

零预算，是影片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没钱就只能精打细算，设备全靠借。听起来挺寒酸的，就连拍摄用的摄影机，还得从四个地方分别借裸机、云台、电池、三脚架。

6年的拍摄，郑琼跟6个摄影师合作过，中间没少让她操心，其中一位拍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甘肃山区的小女孩。前期的调研已经做好了，拍摄计划也定下了，但到了要买机票的当口，摄影师突然跳票，死活打不通电话。

而到了拍摄后期，这位甘肃小女孩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非要郑琼拿10万。这样的变故，让郑琼措手不及，跟拍那么多年的素材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正常沟通不行，郑琼只能想点“歪”招。首先是想来个自上而下的施压，她找到女孩哥哥的工作单位，请工厂的领导吃饭，拜托他们帮忙，可动用“权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她又找到这家人的亲戚朋友，想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女孩的父亲松口。亲戚们开着拖拉机进村就开骂，但老头依旧没有动摇。

郑琼被逼急了，因为知道不可能有钱再跑一趟，她甚至想到，要不然找一个朋友，假装黑道大哥打电话威胁一下吧。结果反倒被“大哥”打电话教训一顿：“你不提前花时间跟人慢慢建立情感，怎么能搞这种歪门邪道。”郑琼摸着兜里数得过来的几块硬币，心里委屈得要死，当时就想：老子不拍了!

历经磕磕绊绊，片子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但发行又是个问题。

一开始签了一个法国发行方，用郑琼的话说，那就是个“大忽悠”。一年基本没什么动静，到最后结算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郑琼还倒欠2400欧。回到国内，遇到一个好心的制片人来帮着发行，可是片子交出去了，进展一直不顺利。更令人头疼的是，她自己做了2年调研的新纪录片，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

走投无路的感觉让郑琼压抑到极点，当时就想：真他妈的倒霉，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那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理变得很阴暗，凡是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她全屏蔽了。

电影要能公映，还必须得拿到龙标，但和政府打交道，总让郑琼有点发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影片是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题材：另一方面如果拿不下龙标，就相当于给影片判了死刑。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这个阶段走得最顺。

摄影师、甘肃小姑娘马百娟和郑琼

《出·路》的名字里有个点，这个点也是有说头的。

一开始去申请公映许可证时，“出路”这个名字就没给通过，办事员让郑琼改一个。郑琼联合朋友一起开洞脑筋，想出了“出の路”、“出 a way out 路”等一大堆片名，办事员问她：“那么多名字，你究竟选哪一个？”郑琼很无奈：“我不知道，哪一个能过就选哪一个。”

这样打太极也没打出结果，郑琼只能两眼一抹黑选了个中英夹生“出 a way out 路”。到底合不合格，办事员也没直接说，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把郑琼给问蒙了，后来问他们领导才知道，名字里不能夹英文。郑琼追问，可不可以中间加一个点？对方让她先交上去看看。

“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死人的心情申请，没想到过了。”接下来就是初审，除了交DVD之外，还需要刻录一份磁带。郑琼清晰地记得刻一盘磁带要400块钱。她当时就拿着钱就开始纠结：“要是最终没结果，这钱就花得太冤了！”

后来，《出·路》顺利地拿到龙标，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也顺利被大象点映签下即将和更多观众见面。现在的郑琼，就像一个功成身退又疲惫不堪的老母亲一样常对我们说：片子就交给你们了。

“选择走这条路，我就是弱者，我就是没力量保护自己，我也在我这个行业的底层。干这一行真是这样，经常觉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庆幸当时没死。哈哈。”

在这部处女作里遭的罪，还没来得及消化干净，去年，郑琼又马不停蹄地在准备自己的第二个纪录片了，这一次是关于一位盲人的。

4.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

我问郑琼，你怎么评价《出·路》这部作品？她没有打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

《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艺术生，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三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郑琼将他们公平地放在镜头面前。这样的并列，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但这却不是郑琼想要着力呈现的。让她感到寒冷的，不是可以推给体制的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

无论是马百娟、徐佳还是袁晗寒，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有一大群同类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我们生活在彼此周围，但却如同活在平行时空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活法。生活的考题变成了按阶级分类的AB卷，我们对他人手中的试卷一无所知，拿着自己手中的填空题焦头烂额。

郑琼说，这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郑琼不喜欢宣泄式的电影，她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发泄消极情绪，而是应该提倡什么或者张扬什么。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

“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而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真正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

郑琼不喜欢“拯救世界”这样的大主题，在她眼中拯救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好一点。

郑琼提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快递小哥，她形容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有太强的理解力。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螺丝钉一般的工作，完全没有价值感。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构成城市正常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不仅不渺小，还能称得上伟大。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因此感谢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在这拜物风行的时代，一支口红、一双鞋都能刷爆网络，价格翻上几倍。而最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却反而显得廉价而普通，无人关注。

聊到最后，话题渐渐沉重，郑琼和我也沉默了许久。一开始说好了，只是一次轻松的闲聊，但谁都没能把握住话题最终的方向。就像她的纪录片一样，看似平静地展现一种真实，但这样真实的刺痛，最终是希望引起一份反思。

访问结束后，她发给我了一段最近参加一个豪华小学的感受。她看着眼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称得上顶级配置的学校，很难不联想到去年大批外地人被迫离京的事情。她看到干净的楼道，想到了这里的清洁工阿姨。她不知道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看到阿姨会不会想，这个阿姨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他为什么不能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又或者，在这里读书的孩子，根本看不见清洁工阿姨，更看不见她们的孩子。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郑琼写在最后的话。

在我的记忆里，09年暑假我曾听到过“徐佳”这个名字（作为复读两届以上的“活化石”有很多，每年总有几个名字会被老师拎出来“鞭尸”），咸宁高中早期还有复读五年等来自己的同窗好友毕业了回来站在讲台上的例子，我并不认识隔壁班叫徐佳的这个人，但提到同一届复读生的故事前就不得不提到我自己复读的故事......

我在2009年17岁那年参加了人生第一次高考，很不幸，距离重点线32分的差距让我只得接受复读的安排，咸宁高中有一套对复读生奖励的规则：分数在二本二（当年在第一批次重点线以下还有本科第二批次一，二类之分）线以上的复读费从免学费到奖励八千不等，在三本线以下的甚至要交一万元的复读费（我亲眼看见有个农村孩子的爸爸掏出一沓单张面额二十元的皱巴巴纸币来凑几千元的复读费）

电影里面里从03：50开始收钱的那个背影就是我当年的生物老师，电脑excel里面出现了我的好几个好友的名字。我在09年七月份的尾巴也没有等来那所二本外国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一个大雨后的下午被分配到了高三21班，这里我提一下那一年复读部的规模：应届班有十八个班，复读部有七个班，分别是两个文科班（19-20班），五个理科班（21-25班）。徐佳所在的就是23班，他的班主任是我的英语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

复读部的开课比应届班早一个多月，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老师各种心理轰炸，讲了那些人从三本水平摇身一变进入了重点大学的各种成功案例，也暗示我们收心投入到新一轮的复习中去。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 和和气气的，姓潘，他也负责23班的数学课，我本人其实数学基础并不差，但是由于各种心理问题作祟，数学一直考不好，那次复读后数学依旧失利了，也是大大的惨败，但英语考出了人生第二高分，也为我后来留学埋下了伏笔，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复读的岁月基本和应届时期一样百无聊赖，很多人的荷尔蒙壮志在过了几个月后就渐渐消散了，周围换了一批人，但又迅速熟络起来，时不时把你的周杰伦借给我分享一下，我的篮球杂志给你看一下，中午就趴在桌上打个盹，目标单纯而又遥远：高考考出高分。这种纯粹感是我毕业八年后一直苦苦寻找但再也找不回的东西，只记得那会儿在青春荷尔蒙的驱使下我会恍惚着：我熬过了这一段，我上了大学，会有一个长得像张韶涵般的可爱女生在阳光和树影下等着我......

很快到了秋天了，马上就是国庆60周年大阅兵，平日里紧张的晚自习涵盖了九点半以前所有的时间，我记得那会儿在星空卫视上看到一部台湾偶像剧《败犬女王》的预告，片头里激情火辣的画面那段时间让我好几次想偷偷在晚自习时间溜到家里打开电视看上一段，后来在国庆节前一天放假的那个晚上满足了这个愿望，但是却失望地发现早已错过了那段戏份，从此再也不会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了，男生的爱好就是看《参考消息》里面冬天中国GDP就要超越日本的新闻，还有NBA火箭队，梅西 C罗，女同学就是私下里的悄悄话，内容我们是从来不知道的，有共同语言的时候仅限于讨论某道物理题，我平时最爱做的事就是下午上课前蒙着头趴在桌子上，听着学校广播里播放的《专属天使》《怎么办》《谢谢你的温柔》《只对你有感觉》和理查德马克思的《right here waiting》，那是个下载两首盗版歌曲都要逼着广大男生偷偷摸摸上网吧的岁月，有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偷偷回到家打开千千静听搜着这几首歌词，抄下来，睡前小声地哼着旋律，直到被我那听觉异常发达的母上给呵斥......在无数个午休醒来的下午，当我听到这几首歌，我都在幻想着有一天我能冲出这个高中的藩篱，进入“水木年华”歌曲里传说中的无忧无虑的大学乐园

两个月一过转眼就到了元旦，每年都有晚会，这是唯一一个晚上在学校却不用认真自习的时刻，那年第一次有了烟花表演，我只记得自己急匆匆拿了家里的数码相机然后跑到学校去各种拍摄，这里我就放几张照片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电影里面出现的走廊和教室

（我估计是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因为曾经的这帮人99%现如今都在社会每一个角落里夹缝生存，不会有人闲得无聊来破豆瓣上面逛逛的）元旦那会儿大家消失许久的荷尔蒙又被点燃了，尽情的怒号，发泄心中的情绪，但大家都是乐观的，不论如何这个坎似乎注定会过去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就和人注定生老病死一样……

2010年的初春是在噩耗中度过的，家里的长辈得了绝症，走了一个黑发人，我打开那年初买到的《意林》杂志一遍又一遍读着上面柴静写的《看见》，然后有一期偶然看到了即将在湖南卫视播出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解析，又是个关于上错床的故事，而这次春节放假终于有机会看了， 当我呆呆地听着元若蓝唱着片头曲

“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正卡还有没有副卡...... 九十九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岔，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激凌在嘴里融化......”

但是那个灰色的春天让我实在提不起兴致来娱乐自己的青春荷尔蒙了，总觉得这个世界好坏，先把人哄好骗好告诉你有童话有王子和公主，但却故意不告诉你人终有一死，人死之前有多么痛苦，没有人在意一个将死之人的内心有多么害怕

剩下的日子在我脑袋中没有了当初的轮廓，过年，返校，月考，周考，……白发人送黑发人，清明节多扫了一幢年轻的坟墓，爷爷被癌细胞侵蚀得只能拄拐仗了，他还想坚持到我高考志愿填完后再闭眼的那一天……其实我家里的故事也有很多，只是我从未向周围人提及，因为旁亲的离世可能并不算什么，但我是此生第一次见到有人就这么离开，我记得那年清明节4/1扫墓回家后，因为打不到出租车我一个人坐在公交的后排，由于晚上还要回教室晚自习，我抱着一堆上坟的贡品水果，所以尝试着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公交上这时候突然放着发廊神曲《哥只是个传说》

“请你不要再迷恋哥，我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们还要记得我，尽管我还在漂泊，哥不会寂寞因为有寂寞陪着我......”

瞬间眼泪流了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四月迅速到了五月，还是往常一样，突然到了月底的某天，我们最后一次拉开课桌，猛然发现这是最后一次月考了，具体的分数我忘了，但整理完教室也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刻了，我是最后几个离开的人，班主任潘老师拿起一本不知道被谁丢弃的参考资料说：把这个三角尺和资料放在我办公桌上，下次还要用的，让他们丢了怪可惜的……我到看到这会儿顿了下甚至想上前去和他握个手，但是胆怯了，他看着我最后的一句话是：别给太大压力，好好发挥，就算怎样也没关系，路还很长……

没想到一语成谶，最后数学还真是不争气，不过勉强搭上了终点线的末班车，但是他的这句话我铭记终生，因为没有什么事比以后人生的路更重要，这一年见过了很多生离死别……爷爷的病也在六月中旬到了末期，我在一个人去底下县城大医院的公交车上想着志愿的事情，突然听到MV放起南非世界杯的歌曲《waving your flag》 真讽刺的，我可算不上旗开得胜吧！最后爷爷还是在六月底离去了，最后守着爷爷行将就木的身体的日子，我掏出了人生第一部手机（那会儿还不知道怎么传上歌曲），里面自带一首锦绣二重唱的《我的快乐》

“你坐过的沙发宽了，你爱的音乐停了，我等着你等成了摆设.......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不准问值不值得......”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是我，我会后悔这一生做过的种种么？我后来去了个学费很贵的的大学，为了以后留学，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万元人民币就这么交进去的场景，我还天真的停留在“留学都是奖学金”那种乌托邦的幻想里，不过也于此，我整体见识到了湖北三线城市和江苏二线城市的巨大鸿沟。我的大学室友跟我侃侃而谈：他们高中就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而且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还接见了他们……很多江苏上海的高中孩子就已经去过了美国，参观了白宫南草坪，还去哈佛参加夏令营……这些都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你能相信我高中同学暑假活动就是干农活和捉泥鳅么？

这部片子给我最大的冲击力就在于使我清醒地看到了我和徐佳的背景差异：他要骑着自行车半个小时才能回家吃口难以下咽的农家饭（抱歉不是歧视，我们那边乡下的饭真的没那么好吃，又油又腻）；我直接步行五分钟到家，热菜热汤两荤两素全是我爱吃的，都是干干净净的瓷碗盛上来的；他的家庭背景也不是富裕，可能放假了还要回家干农活，我则是两手一摊宅在家里偷偷上一些不能言状的网站。

复读期间我的同桌换了一批又一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来自大幕的孩子，个子不高，但他数学很好，好到平常解题都带有一股傲慢在里面，但有些时候找我借钱买晚饭，我也没管他要钱，闲得无聊就讨论武侠，讨论金庸里面十大武功，最后变成我听他一个人侃侃而谈......高考填报志愿那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无奈得说：今年不是很理想，只有去武汉科技大学了，我和我爸从我老家赶早坐班车加走了半个小时才赶过来，下午还要去看看助学金的事儿。最后他看着我上了老爹开的车，我能明显从他的眼神中读取出：为什么你不担心一年几万的学费，而我家里一年却拿不出四千元供我上大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后来我读完了本科，出国读研，认识了一大帮挥金如土的孩子，体会到什么叫有钱又聪明，传说中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勤奋又聪明”是不存在的伪命题，这两类人眼界就不一样，未来社会阶层就不一样，根本就不具备比较性，我似乎又体会到了当年同桌眼神的深层含义：原来你也有今天……

很多时候，我脑海里飞回到了那个高中，飞回到了我曾坐过的角落，再听听整齐的晨读声，和某个人贫困同学换了个人生，没有了可口的荤菜，我现在拥有的一切也都不存在了吧！

最后说句俗话：GDP世界第二的中国，像这样穷困的学生还有很多，退学的更多，你之所以看到了繁荣，是因为你早已忘了贫瘠的模样。

18/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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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个两年前的随兴之笔迎来了这么多评论和喜欢，再次感谢众多遥远却又真实的豆友们，其实我和这个电影的缘分完全来自于一个偶然，我百无聊赖搜索以前高中的词条，发现了这个纪录片的某个镜头竟然拍摄的是我们班级的画面，所以我联系了导演，看到了我高中时期整个学校，甚至我所在的班级的样子。

我是一个很怀念以前生活的人，偏执到要把以前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住（比如高考前一天我在做什么想什么）我成绩不好，所以这个四年的高中对于我来说疼痛多于喜悦，但是我怀念它只是怀念那段心无旁骛单纯朦胧的岁月，最快乐的是没有高考压力的2008年初春，那段时间最无忧无虑的日子就是趴在桌上听校园广播里放的2007年飞轮海，TANK的偶像剧金曲，以及课余讨论足球 NBA火箭队的岁月，还有女生念叨的吴尊 五月天 周杰伦 和 林俊杰。我的同学很多人早已工作，结婚生子，有些人那个夏天毕业后再也没回学校看一眼，到如今2020的疫情我甚至连回到老家在门口前徘徊一阵子的机会都没有了。

人生的每一站就是一个屋檐，大家因为一场雨相识，但天空放晴的那一天终究到来，各自散开去寻找下一个屋檐，直到尽头。

最后感谢自费咬牙拍出这部电影的郑导，她是个有信仰又有实践精神的人，虽然她不是科班出身，但凭借自身的刻苦钻研，以电影路人级别的基础硬是拍出了准纪录片级别的电影。希望社会能多多包容接受这类朴实无华的作品，一个好的纪录片往往能真实反映最底层的焦虑和环境现状，支持好的纪录片，是对我们这个社会最理性最冷静的反思与改进。

02/05/2020

祝湖北2020的高考生，拨云见日，守得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