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浪

一直以来，是不太喜欢美国的定性实证研究的。每次的感受就是，三五百页无数个故事串起来的书，结论作者在一开头就提出来的，即使开篇不明确，翻到末尾，了解个大概，应付课堂提问没有一点问题。零散与拖沓，而又结构化展开的故事，与欧陆思辨性极强，高屋建瓴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语言的复杂（尤其是德文著作……），自己也看不太懂，只能大致体会到意境，就更显得“高大上”。在组会报告完之后，老师的一席话警醒了我：“能不能做出这样的研究，能不能就一两个问题，写出150多页。“的确，想起自己写论文的时候的干巴巴。越要弄清楚背后的机制，细致的研究越是重要。越是繁琐的内容，越体现出田野的深度以及可能。而一些看似高级的抽象型话语，对我这种庸人而言实际上只是对空心的掩盖，将其图景式的展开才是当前我在这一阶段需要去提高和积累的能力。至于抽象理论，也是需要建立在对事实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绝不是为了抽象而抽象。

越扯越远了，anyway回到正题。这本书从个体——>社会群体——>政府、媒体三个层面，四个角度全面地展开，回答芝加哥1995年热浪事件中，社会环境变化对社会风险的新影响。

第一部分，是提出问题的部分，即社会环境变化下，不同群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这一部分也是常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在不平等研究的着眼点。但在这一本书中，作者进一步就其社区、和更宏大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层面，以及包括舆论的层面来回应其背后的机制。社会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一个现象的背后往往藏着多重的影响因素，那么仅仅从个体层面来解释是不足够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等自由主义国家，虽然在国家治理逻辑之下，主体的影响力、影响机制有所不同，但社区、社会组织、政府、市场等都是公共物品的重要提供者。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特性与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资源倾不倾向、能不能获得等等）有所不同，最终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也是隐藏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收入，像美国还有种族）背后的不平等生产机制。

第二部分算是全文最规整的实证主义部分了。作者先进行回顾，提出不足，再提出自己借用的理论范式，并在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匹配两个相邻的社区进行分析，为何在气候类似、贫困率类似的情况下死亡率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这部分芝加哥学派社会生态学的风格特别显著，从街道、基础设施、商业、人口来解释两个社区如何在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社会支持之间形成差异，从而影响“孤独再生产”，在死亡率层面展现出不同。社会资本常常是我们分析的要素，但一个社区（中国的非单位制社区 ）的社会资本形成机制在我既往的认知里总是和举办的活动密切相关。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的前提下常常是缺乏的。那么这部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被我日常忽略的部分。 在这里，我对商业/市场主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这一主体，常常只认为是针对个体的服务提供者，最近也发现其可以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发挥作用。而在这里，商业/市场作为社区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也是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发达的商业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社会交往、互动的场所，可以提升舒适感，而且对社会规则的强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区治理的同时，发展社区商业，对激活社区活力有重要意义。而且相比大多时候为爱发电的社会组织，商业的主动性更强，而且是可盈利的，有自我造血能力，可持续性强，而且由聚集效应。在这个层面上，也能在类比下思考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三线工程的地区，伴随着工业衰退，失业率提升，商业萧条会带来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影响：不稳定因素（暴力）增加，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社会资本减少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gov去思考和进行干预的。看完这部分对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有了一些“扭转”性的认识（以前真的不太喜欢）想多看一点hhh【正好街角社会放书架很久了……】

第三部分，是从组织学等角度出发，从公共物品产生——流通来回答为什么部分人群（低收入、老人、黑人）获得抵御风险资源的能力更弱。这部分和官僚机制应对常规机制的失败，难以发挥协调性、灵活性有关。除此之外，这和美国公共部门企业转向的改革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四部分是关于政府的公关。市长、市政府对媒体、新闻的控制，影响了公众对热浪事件的关注角度。

第五部分是关于新闻媒体。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泛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有越来越多的角度、途径去认识社会事件。媒体在形成公众意识，给政府一个pressure，去打破利益格局，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媒体自身在承担这一责任方面，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其选择背后还有更多潜藏的利益取向。由于对国内的媒体接触有限，“不敢”提出一些基于自身想象的观点，那么在此放上一些作者对该事件中芝加哥媒体的认识，提供一些可比较、可参考的内容：

新闻已经就报道灾难形成了一定的标准化工作流程

平衡市场对新奇性、戏剧性和直观性报道的需求同严格制作有质量的新闻的关系，是新闻从业人员所面临的一 个很大的挑战。

在媒体中生存的日报记者们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和“恶性的信息循环”，确定其他记者们感兴趣问题的重要性 ，而忽视了那些可以 选择的能被认为有新闻价值的想法（207 引自卡斯特）

他们大部分人不可能掌握专门技术。 关键的信息来源 ，特别是那些雇用公关职业者来维护和管理媒体利益 的当地政府官员和大型组织，在帮助新闻记者获得政治事件内部消息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能因此左右报道中的内容和事实（211）

新闻记者通常的做法是引发争论， 这样就能带来可观的发行量和吸引眼球的报道

局外人和活动家们的声音在一些专业性强而影响力不太大的城市出版物上占据了更多的空间（217）

这些记者制作出的耸人听闻的事件细节和死难者的形象很可能有损新闻的目标， 而该目标就理论而言， 即新闻机构是为了实现新闻事件的价值而设计的。

停留在事件本身而忽略了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新的问题：新闻需要挖掘背后还是只报道事实？（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报道是为了什么？价值

有限的时间和方法的粗糙

观察灾难的视角已经塑造了编辑们自己对危机认识的构架（217）。

撰稿人对环境、 地点、 人物缺乏足够的接触， 这些都会让他陷入质疑， 而此时的惯例和常规的体制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220）。

由描述事件过渡到解释事件， 最为普通的形式涉及两个方面 ， 一是新闻报道对官方辞令的捕捉， 二是在报道新闻之前已经有了可用的大众化观点（211）。

这本书是写上世纪90年代芝加哥的历史。新世纪以来，风险社会的特征进一步凸显。风险是多元的，既有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有自然环境带来的气候变化风险、甚至疫情（暂且……）的风险，并呈现出从偶发到常态的一个发展新样态。应对风险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如何去打破常规机制，应对突发状况，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提高集体的抗风险能力，尽量去减少损失变得至关重要，既是当今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也是其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关注集体抗风险能力的基础上，还需要关注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和作用，维护风险正义，避免新型不平等的再生产。那么实现这些这些所有的基础就是，对当今的治理结构、机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进行比较分析，不断借鉴、补充、创新！

今年夏天，川渝的高温天气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川渝人民集体渴望一场酣畅的大雨。

目前已有多起劳动者在施工期间因热射病过世的案例，家属依然在艰难维权。重庆发生山火，栖居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终日惶惶不安。大量的居民躲入地铁、超市等公共场所“避暑”。

种种现实都让我想起3年前读的伯格的《热浪》，便重翻当时的笔记。

一、重回1995年热浪现场：被遗忘的灾难

让我们跟随伯格，一起把时间轴拉回到1995年的那个夏天，一起去追寻那场被许多芝加哥人忘记的社会灾难。

伯格在[序言——地狱之城]中进行了全景式的灾难事件概述，1995年7月13日，芝加哥气温突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达到了41摄氏度，尽管高温预警在三天前就已经发布，但这座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热浪的准备。前所未有的电力消耗使城市的供电系统陷入了极其不稳定的状态，有超过4.9万用户陷入到了黑暗之中。7月14日，持续高温之下，不少市民的身体开始出现不同的病症，死亡与高温相伴而至，在7月14-20日间，共有485名芝加哥市民直接死于炎热的天气。这次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以往美国历史上因酷热引起的任何一次灾难。

这场灾难发生之时，24岁的伯格正身处欧洲。等到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星期，他回到芝加哥，发现大家已经将这件事情淡忘了。自相矛盾的是，经历了这场热浪的人们，一方面承受了这场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却掩盖了它的意义和内涵。这场灾难当年是如何划上句号的呢？市长戴利委任了一个大型委员会来分析热浪事件，发布了《最终报告：市长委员会论极端天气状况》，其中提到“热浪是一些由关键因素叠加而引发的独特的气象学事件”，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到造成的创伤，伯格认为它伪装成一份关于气候的普通声明，以其他机构的名义发表，帮助市政府推卸关于这场灾难的责任。

二、社会剖析——检视城市“器官”

在伯格看来，虽然市政府对外给出了分析和结论以为这场灾难收尾，但疑点和问题似乎依然存在，医学和气象学并无法对此进行解释：为什么许多人在孤独中死亡? 为什么死亡率在不同社会群体（性别、种族、社区）中有着明显的差异? 为什么只有一街之隔的两个社区在热浪中的死亡率差别巨大?

这一切都让伯格对他的家乡产生了一系列的困惑，他认为天气因素只能解释部分原因，还存在在一种社会病理学现象，灾难中的人为因素仍未被研究。伯格搭建了社会剖析的理论视角，从多个层次进行分析,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与流行病学报告中流行的个体与社区层面的状况整合起来。

三、灾难中的众生相

伯格从多个层次展开剖析，选取这个城市的基层成员——市民（第一章）、市民聚居之处——城市社区（第二章）、市民的管理者——政府各部门（第三、四章）、公共政策的报道和宣传者——新闻工作者（第五章）为主要的访问对象，构建了一个空前广阔的研究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在热浪事件中的众生相。

1. 独居老人：独自死去

这一章聚焦于在灾难中死亡率最高的人群——老人。两个问题贯穿了这个章节：（1）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可以解释那么多芝加哥人在热浪中独自死去？（2）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解释悲剧发生以后，为什么仍有那么多芝加哥人独自生活，而不与社会发生联系？

伯格从四个角度关注社会趋势，并由此进行分析，说明衰老人群的脆弱性。（1）从人口变迁来看，独居人数增加，特别是伴随着残疾、行动障碍和社交障碍的老年独居人数增加；（2）与犯罪有关的文化条件，源自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暴力与感知力的“恐惧文化”与美国人尤其是老人和男性中长期的隐私保护个人主义、自我独立相结合；（3）从空间转化角度看，公共空间和政府住房体系如公共住宅群或一居公寓的退化、强化或者消失，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充满暴力和疾病集中的地方；（4）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老人，尤其是没有子女的单身的和那些烟酒或者毒品成瘾的男性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容易丧失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中关键的部分。

2. 种族、空间与脆弱性

受难者群体不仅呈现出在年龄上和死亡模式独自死去上的集中分布，还反映出区域差异。贯穿该章节的问题是“为什么芝加哥的非裔社区死亡率是各族中最高的，而芝加哥的拉丁裔人社区死亡率却最低？”

伯格从社会生态及其文化实践影响社区脆弱性的理论假设入手，选择在地理上相邻、在人口统计学上高度相似、在热浪灾难中死亡率相差极大的两个社区，北郎代尔和南郎代尔为案例进行比较，在社会群体层次上对热浪死亡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

3. 政府部门：否认、推卸和辩护

在进行了个人和社区层面的研究之后，克里纳伯格开始关注城市的管理者和主要的公共服务者们。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热浪中的表现：市政府在热浪之前，无视了观察者关于芝加哥卫生救治设施不充足且南北失调的警告，而在热浪发生之后，选择质疑或遮掩热浪致死的严重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芝加哥市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企业部门，十分重视管理质量和效率，政府将自己的各项服务空前地向私营部门转移，像个性化顾客或公共物品市场上的顾客那样对待公民，这种管理战略要求公民成为城市服务的“理性消费者”。政府的市场模型在服务传递程序和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之间形成了政策不匹配，使得孤独老人和体弱多病的人并无法接受到切实的政府援助。

当时市长戴利正在进行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地方政治气氛忽略了对经济繁荣没有获益的芝加哥居民的关心。戴利的改革实现了芝加哥阔别已久的经济复兴，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商人，政治气氛融洽而积极。但不能用效率衡量的政府项目被忽视与遗忘，即“低收人群体、脆弱的老年人、生活在拥挤且落后的南部和西部的少数族裔群体”被忽视。由此，政府改革、城市发展和福利政策共同造就并强化了社会分层，这种分层现象在热浪死亡率的分层分布中体现出来。

此外，以戴利为首的行政管理团队十分擅长处理公共舆论，他们将热浪事件当成了一场“公关危机”，自导自演了一场社会戏剧，只为了“否认、推卸和自我辩护”。如果说，在前几章的分析讨论中伯格还在用同情的目光审视人际关系的萎缩、社区的衰落、社会福利机构的无奈，那么当他把目光转向市政府（第四章） 时，他的分析和批评则变得严峻尖锐、毫不留情。他对当时以戴利市长为中心的市政府的指责尤为尖锐。

4. 新闻机构：帮凶

伯格对当地新闻编辑室进行了观察，并对记者、编辑以及经理的采访。从新闻界整体报道的内容分析开始，继而分析了热浪事件新闻和信息的文化生产过程，描述了媒体是如何利用组织结构和职业实践把这次公共卫生危机转化为一个公共新闻事件而报道出来。

新闻媒体一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替政府来掩盖或重构这则故事”，另一方面去尽可能挖掘这次灾难事件的“符号性”特征，这使得记者们的新闻调查有时显得过于例行公事了，“我仅仅是到了那里并且敲响了门”“我仅仅是收集了一些人物故事和相关事件，大家都清楚，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给重大事件找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而已。”媒体希望塑造出一个灾难中应有的符号化形象，这一形象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悲惨的“受难者”，但终究只是模式化写作下堆砌的“纸片人”，并不是被访者真实的自我，而至于他们背后的故事则更是无人倾听。

少数想要对此次灾难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也最终因人们的关注点被转移而半途告终，“当芝加哥进入秋冬季候，还有多少人想去关注发生在夏季的这次新闻事件，人们对一则新闻的新鲜感往往只能维持一个流行期。”

四、从个案到普遍的“灾难公式”

伯格的研究工作使得我们没有轻易地遗忘芝加哥热浪中的遇难者。通过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他们的不幸遭遇帮助人们认识、改进与发展相应的公共政策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对城市家庭传统、邻里关系、公共政策、新闻报道等社会因素的剖析，探讨了造成灾害的社会因素。这一深入并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剖析，使此个案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指导意义。

分析热浪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展现并且暴露了那些早已存在却很难察觉的因素。一个社会解剖分析的基本价值在于深化我们关于产生隔离和死亡的社会原因的认识，更深层次的贡献在于它拓展了我们对城市居民应该继续在什么条件下生存的认识。

伯格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它包括了芝加哥灾难的各方面，其他城市即使没有热浪，但也存在类似的公式：第一，城市居民中独居老龄人口增加，他们常常没有近亲，也没有可靠的常规联系和社会网络；第二，日益增长的居住集中化，以及富人和穷人的社会隔离；第三，与新闻机构在城市象征性政治中的角色有关。

五、承袭与不足

热浪所发生的地域使得这次事件为人们评估城市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工具，特别是芝加哥学派所开创的传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同时，伯格对热浪的分析很明显地贯彻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即个案研究强调物理与社会空间，关注社区与公共生活，考察种族的差异性，将城市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系统进行评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芝加哥这样一个鲜活的社会实验室中，对孤独死亡的分析与这个学派研究城市社会隔离的传统方法决裂了。伯格在书中提到，虽然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学家强调在这座大城市中不同区域的隔离，但在热浪的研究中，他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制度整合的社会系统，这些制度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接触并相互作用。

《热浪》出版后，公共卫生界、公共政策界、社会学界、公共舆论界有着诸多评论，大多是褒奖之词。但是也有一些书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社会学界的同行。例如，在《当代社会学》讨论该书的专栏中，米切尔•丹尼尔(MitchellDuneier) 对这本书从研究方法到统计数字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他认为不足之处在于案例没能呈现两个社区中热浪死者的个体层面的数据。伯格实现了在社区层面上对人口层面测量因素的控制，却没能呈现在社区中热浪死者这一次级群体层面上对人口层面测量因素的控制，尤其是当北郎代尔的死亡人数为19个，小村的死亡人数为3个，案例中所有死者样本数仅为22个的情况下，数据统计意义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读这本书是看到某个公众号推荐书单，觉得这本书关照的灾难和背后的社会学思考对这次疫情有一些可供参考之处。

整本书分五章，前两章通过两个社区的比对研究确定了这次热浪灾难中的死者画像：贫困年老独居的少数族裔男性。后三章分别从政府理政思路、社会互动和媒体建构三个角度分析了灾难的社会学构成，和新冠肺炎疫情颇有相似之处。

先说政府这一层。除去病理性原因，作者认为，这一群体成为热灾害下的弱势群体也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在当时芝加哥政府“reinvent government”的治理理念下，政府将社会服务外包给私有企业，公民因此实质上成为公共服务的购买者而非社会权利的固有享有者，导致这部分较为贫困、社会关系疏离，即最需要社会支持的人，却成为购买力极低的公共服务消费者，没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社会关照，最终间接导致死亡。

这一点对比新冠肺炎疫情的弱势群体很有价值。疫情中，很大一部分死者同样为老年人。除了这一群体免疫力较低，或其他疾病而应对该病的抵抗力较低，子女不在身边、社会网络局限也是他们可能无法及时获取救助资源的原因。孤立（isolation）和脆弱（vulnerability）也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形容。

在微博#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中，大部分求助者为50-80岁的老年人。从发布者信息来看，发布者往往不是老人自己，多是子女或邻居等较年轻的、能够使用社交媒体向外沟通求助的人。而前几天透析老人求告无门跳楼自杀，尸体长时间无人处理的消息则反映出，一旦这部分老年人失去子女或其他联络渠道，则很有可能陷入无助境地。

书中提到，针对这一部分弱势群体，芝加哥政府曾试图推行社区服务，但也提到这一部分社会服务往往按规定由暴力机关（如the fire and police department）承担，这部分机构通常不善于处理社区服务的“软服务”，因此效果不佳。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对于最普遍民众的照顾则落实到社区一级。一方面，面对封闭小区、大量患者在家隔离的境地，社区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可见不会小，心理压力也很大；另一方面，近期对于社区进出入管理僵化的讨论，大量患者（尤其是本身就患有疾病或对外沟通不畅的老年人）得不到救助，以至出现跳楼自杀、无人处理这样的惨剧也说明社区管理仍有不少未能覆盖到的地方。

中美两国基层制度设计不同，但灾难对于最普通民众的惨烈打击都凸显了基层关照在应急应灾这一方面的重要性。个人认为，社区应急管理如何统筹小区、社区内居民，最大程度上保持基层群众和对外求助、接受救治的通道畅通，是疫情过后进行反思的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社区的高压工作和有限效果肯定只是这次体现出的应急体制不够成熟的一个方面。从疫情刚刚露头之时来看，疫情的上报警告系统也还有漏洞。之前看过腾讯新闻的一篇报道，提到上报系统中有“不明原因肺炎”一项，但相关部门又说系统对于新型病情的认知和相关人员的配合调整需要时间，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一系统没有发挥功效的具体原因。从物资调配一事来看，官方公益组织也是漏洞百出，但这个部分我知道的实在不多，就不胡说了。今天看见文化纵横一篇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建言文章，建议建设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整套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具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包含应急响应体系、用于防疫的物理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方式、疫情时期的紧急征用机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改善方向。

再说社会互动。芝加哥热浪中出现了政府、自发的社会活动群体和媒体的三方拉扯。这和新冠疫情中的社会互动也有相似之处。热浪灾难中，媒体是首先察觉到异常的一方（但从始至终芝加哥当地媒体都以故事(human interest story)来处理，而非一次可供在社会学视角下深究的深度报道）芝加哥政府则出于应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性会议，和延续前几年城市的成功繁荣故事，强调灾害的自然因素而非政府责任，小部分的社会活动群体虽然也有发声或自发组织关照弱势群体，但收效不太明显。因为高温天气仅持续一周，三方互动没有此次疫情这样胶着。

在新冠疫情中，三方的互动呈现不同的路径，参与者也不仅限于这三类，有全民参与、全民议论之势。对于病情发展态势的警告首先由专业医护人员提出，后被公安判定为“造谣”，政府和媒体对疫情的关切在一段时间内较少，疫情情况主要来自网友自发搜集和市场化媒体较为真实的报道的情况，导致官方公信力下降，权威发布和稳定人心之作用大打折扣。官方确认传染性且确诊人数暴涨后，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舆论场一直是关注、追问的主要力量，微博甚至成为几次事件节点的发源地和组织民间力量的重要场域。相比之下，市政府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表现的确难服人心，从疫情公布，到医疗物资的调配、患者的救治和封城的具体举措常常为人诟病。另一方面，官方媒体在此次疫情中也显得较为被动，甚至存在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由此，政府与官媒公信力大幅度下降，民众更偏向声誉较好的市场化媒体（如财新、财经、界面新闻等），大量信息在舆论场内的事实与谣言之争也对疫情防控大后方的信心造成了影响。经此一战，地方政府行政水平和回应社会的能力上的不足，官方媒体在聚集，甄别，沟通民众，团结人心上的短板也都暴露了出来。

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对于媒体报道的讨论一样，媒体如何建构灾难也是这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但是中外新闻传播不同之处之多之深，这里只能大概概括一下。总的说来，作者认为，芝加哥灾难中，本地媒体将其建构为一次极端天气异常事件，对于死亡的报道更多抓住其吸引眼球的一方面，几乎未涉及政治环境和社会学因素对于死亡情况的影响。这与西方媒体完全市场化的定位有关。在贫富差距具有明显地区性的芝加哥，市场化媒体遵循定位，更多迎合精英阶层（居住于城市边缘的富人区，而灾难波及最严重的为城中心）阅读兴趣；关注少数群体、社会问题的报刊或没有及时意识到这次事件的社会学成因，或因力量小而未成气候。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舆论对于疫情蔓延至此的一大关注点，就是对于具体事件的问责和政府治理能力的质疑。由舆情由负及正排序，依次是互联网舆论场（微博豆瓣等）、市场化媒体、官方媒体，而影响范围和强度则正相反。官媒给人留下的“不敢说话、不说真话”的印象，加之网上负面舆情较多，为市场化媒体追寻所谓真相铺开了市场。这三方力量的消长也体现出现下舆论格局的重要变化。至于更多关于舆论的问题，最近在看《迁移与重构：中国“舆论场”研究二十年》，希望能有更系统的理解吧。

总的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比芝加哥灾难在更多方面、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上暴露出了社会运行机制的问题，体系上的不足、官方反应不力和舆论环境的复杂都在此中展现了出来。写这些与其说是监督、督促谁，不如说是记录。人、城市、国家的伤口会在灾难后慢慢愈合，“记得”是有效预防药的第一剂成分。

1995 年7 月中旬,一场高温热浪袭击了芝加哥。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左右(7 月14 日至20 日) ,有700 余人因为高温中暑而死亡。芝加哥一度成为“死亡城市”(the city of death) 。下面是芝加哥居民惊心动魄生死经历的几个镜头:

　　 玛格丽特·奥蒂茨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幼儿园。星期五,她开着自己福特大客车带着十个孩子去一个有着空调的电影院。看完电影后奥蒂茨带着孩子们回到幼儿园。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孩子们很快就午睡了。一个半小时后,奥蒂茨回到她的福特车准备去接其他孩子。当她打开车门时才发现,有两个男孩被遗忘在车上,他们已经死于高温。(Klinenberg , 2002 :6)

　　 星期六,停尸房的222 个床位已经全部占满,但仍有数百具尸体无处安放。刚刚运来的尸体散放在办公室的各处,许多尸体已经做了死亡诊断,但因为找不到亲属而无人认领。当地一肉食公司的老板自愿提供他的冷藏车队来暂时存放尸体。星期五第一批红黄相间长达48 英尺的车辆到达,它们很快就装满了;但仍然有许多尸体没有地方安置。周末又调来了更多的车辆,最后共有9辆大冷藏车。这些车辆停放在停尸房的车场,被警车、电视台电台的新闻车、殡车、私人车所簇拥着。这些情景出现在电视画面和报纸图片上,传遍了世界。(Klinenberg ,2002 :8 - 9)

　　 以上两个片断摘自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兰纳伯格( Eric Klinenberg)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之作《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 Heat Wave :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注1）在医学上,为了查明死亡原因,常常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分析。而这本书,正如它的标题所示,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一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社会解剖”。书中体现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切,社会学的审视目光,学术的严谨思路,扣人心弦的写作,令人印象深刻,在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对芝加哥热浪这样一个重大灾难事件,社会学可以提供怎样的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反映了一系列有关紧急事件的应对措施的问题,我们从组织学角度应该有怎样的反思? 这两个问题是我写这篇书评的着眼点。

　　 一

　　 一个好的研究首先要有好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克兰纳伯格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出发。在芝加哥的热浪事件中,为什么许多人在孤独中死亡? 为什么死亡率在不同社会群体(性别、种族、社区) 中有着明显的差异? 为什么只有一街之隔的两个社区在热浪中的死亡率差别巨大? 这些问题使得我们联想到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经典著作《自杀论》。正是在这本书里,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应该从社会群体层次进行研究解释这一社会学基本思路。围绕着这些问题, 《热浪》对这一灾难的多方原因从不同层次——从个人的生活环境、都市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市政府,直至公共领域中新闻媒介机构——进行了逐步分析。

　　 这本书除了前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外,共有5 章。第一章以“在孤独中死亡”这一观察开始,从受难者个人层次的生活环境入手讨论。在热浪中死亡的人们大多是老人。他们年迈体弱,难以承受自然灾难的肆虐,这仿佛是人们易于接受的常识性事实。但是,克兰纳伯格追问:为什么这些老人会在孤独中死亡而无人过问? 为什么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寻找更为凉爽的空间,或者寻求街坊邻居的帮助? 为什么许多人在如此炎热的气温中仍然门窗紧闭,甚至严封重锁,以致警察和社会福利人员需要大力破门方能进入死者的公寓? 运用社会学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一、人口的变化。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酷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过着独身生活,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孤独中渡过晚年,他们常常疾病缠身,失去室外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能力。第二、文化的演变。由于犯罪率的上升,社会恐惧的文化悄然滋生,使得人们趋于闭门自守。而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私生活的价值概念在老人中尤为盛行,更加剧了这种孤立独处的趋势。第三、在贫穷、暴力、疾病盛行的区域里,社会生态恶化、社会公共场所消失,从而剥夺了老人社会交往的生态空间。第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特别是没有子女的男性老人,更易于失去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资源。

　　 在克兰纳伯格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孤独无奈的老人,没有社会资本、没有社区、没有社会关系,被自己的亲人抛弃,在抢劫、贩毒、斗殴等各种暴力活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回自己惟一所有的私域——自己的房舍以求自保。例如,一位老人在访谈中告诉作者,她一年中只离开自己的公寓6 次,其中3 次是因为一个社会福利团体在生日、感恩节、圣诞节这三个时节组织的关怀老人的活动(第51 页) 。当一个社会如此抛弃老人时,我们也可以质问这个社会是否也抛弃了人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过着如此的孤独生活,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经历了如此的暴力和衰落,也不是所有的社区在热浪中都经历了同样的高死亡率。在第二章,作者从社会群体的层次上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以解剖分析。他首先用统计资料说明,在芝加哥的不同地区,热浪中的死亡率与种族构成、年龄构成、社区兴衰以及犯罪率有着明显关系。随后,作者把我们带入了两个地域邻近但种族不同的社区进行比较分析。在热浪中,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和一个以拉美种族为主的社区有着迥然不同的遭遇:黑人社区的死亡率高于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5 倍,而拉美族社区的死亡率仅有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的一半左右。为什么这两个社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呢? 有人从这两个种族的不同文化来解释,认为拉美族文化更为注重家庭关系,从而得到更多的亲情支持;有人从两个种族对高温适应的身体素质来解释,认为拉美族人以前生活在热带地区,身体对高温气候比其他种族更有适应能力。

　　 克兰纳伯格认为这些解释都经不起推敲:独自生活的老人的比例在拉美族社区(31 %) 高于黑人社区(24 %) ;由此可见,孤独生活本身并不是导致热浪中死亡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黑人种族以前也在高温地带生活过,所以从体质上解释牵强附会。他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社区的经济活动、商业环境的演变对这两个社区的不同遭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芝加哥城市自50 、60 年代开始了工业衰落的过程,导致这个黑人社区中经济生活、商业活动凋敝不振,居民随之离去,留下了大片空旷荒废的地段,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好的场所。在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下,无法离开这里的老人只能退却困守在自己家中。黑人社区中的教会组织原本扮演了加强社会关系的重要角色,但人口流失和经济活动的衰落使得教会的资源也随之枯竭,对当地老人的关怀往往力不从心、爱莫能助。这些正是“社会孤独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social isolation) 的重要渊源。与此相比,只有一街之隔的拉美族的社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从书中的照片我们看到,在这里广告招牌铺天盖地,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老幼相持游玩,邻里欢聚谈笑,整个生活空间呈现着安居乐业的景象。繁忙的街道、密集的人口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有着极大权力的拉美族教会组织对新来的移民和只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尤为关注,开展一系列活动帮助他们融入社区生活。这些条件都为社区居民(包括独居老人) 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得老人在热浪袭击灾难中得到街坊邻里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关注和帮助。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分别对城市中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对这一高温天气灾难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指出,在整个应对过程中,芝加哥市缺乏应对重大灾难所应有的设施准备,而组织的失败是关键所在。“市政紧急事件反应系统要求行政管理者不仅要信任在第一线发回报告的官员,而且要将有关重要信息上报给有关的决策领导层。医务工作人员抱怨说,在热浪期间,消防部门内部的分工以及消防管理机构在处理公共健康危机方面的经验不足堵塞了信息渠道,延误了市政有关部门的应对措施”(第133 页) 。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上层决策者起初对灾情的状况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决策。例如,消防部门的官员没有及时启动紧急应对方案,调集周边地区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延误了拯救生命的关键时间。克兰纳伯格进一步指出,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府近年来推行的“政府改革”措施把公共服务设施转移到私有公司经营,受市场机制支配。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有着“市场能力”即有着资源的(富裕) 老人群体有了更多的机会,却更不利于弱势群体使用公共资源。

　　 如果说,在前几章的分析讨论中作者还在用同情的目光审视人际关系的萎缩、社区的衰落、社会福利机构的无奈,那么当他把目光转向市政府(第四章) 时,他的分析和批评则变得严峻尖锐、毫不留情。他对当时以戴利(Daley) 市长为中心的市政府的指责尤为尖锐。他这样写道,戴利市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来塑造一个为市民服务的好政府的形象,在这种形象工程的投资上戴利政府与芝加哥历史上的任何政府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现在的市政府并不是建筑在实际政绩之上的,而是“通过公共形象制造出的政府”(government by publicity) 。

　　 在这一背景下,热浪灾难中的不良表现会给政府的形象抹黑,因此市政府部门极力否认政府决策的失误。在事故发生后,市政府的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责任,淡化事件的严重程度,把人为的失误归咎于自然灾难。在克兰纳伯格看来,公共媒介机构也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第五章) 。它们为了追逐盈利,在热浪灾难过后不久就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新闻了。当时,一些新闻工作者试图通过回访受害者来帮助这一城市重新思考反省这一事件。但是当这些访谈调查资料收集好时已经是秋冬之交,电视台的经理们认为读者对夏天发生的事件已经没有兴趣,不愿在新闻节目中给以引人注目的位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这些做法加速了对热浪这一灾难的社会遗忘过程。

　　 二

　　 克兰纳伯格在第三、四章中讨论了社会服务机构,特别是市政府,在应对紧急事件中的一系列失误,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批评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利益而相互推诿责任,为了维护“效率政府”的形象而一味地淡化事态的严重性。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应对措施严重失误的反省还可以借助于组织分析的角度。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仅仅归因于政治利益冲突和政治运作机制,反而会限制我们的分析视野,限制改进组织设计的可能性。

　　 各种正式组织(如政府、公司、学校) 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面临和应对各种紧急事件,这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然而我们注意到,正式组织在紧急状况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弊病却常常十分雷同、反复出现,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习”而改进。例如,关于1986 年美国“挑战号”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发现,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组织设计上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对可能发生问题的后果估计不足,决策过程中各部门合作不利,各环节的信息不沟通甚至歪曲,等等。因此,美国宇航总局(NASA) 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改进。但是,时隔17年后,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2003 年失事的调查发现了几乎同样的组织失败原因。有关美国911 事件、2004 年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等紧急事件对应失败的调查报告也一再发现类似的组织失败原因。（注2）在克兰纳伯格有关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应对过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类似因素的再次呈现。当我们第一次发现(或读到) 这些因素时,还可以把它们归咎于一个具体组织的失误和问题,还可能为发现这些导致组织失败的具体因素而兴奋,但当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情形下不断重复出现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而是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组织机制和过程?

　　 我以为,这些现象和问题反映了科层制正式组织的结构在追求效率和适应环境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不能从这一角度来认识这些矛盾,那么组织设计上的改进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防患于未然。我的基本命题是,正式组织大多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运作,这种常态运行的状态在本质上无法(也不可能) 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科层制组织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等级结构。在“理想模式”中,组织内部由上至下有着明确的上下级职责管理,在同一层次上,各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责。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是充分利用分工所产生的效率。也就是说,各个部门由于关注的对象事务单一化,管理人员的技能也可以相应地专业化,效率化。例如,芝加哥市把高温救助的责任放在消防部门,即是这样一种组织安排。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正式组织常常采取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使各个部门之间或部门与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给予下属部门更大的处理问题的权限,使它们更好地适应当地情况。在克兰纳伯格笔下的芝加哥市社区管理上,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市政府将公共机构权限下放,给各个社区及其公共管理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社区管理上,这种分权自理的结构可以针对当地的情形进行有效的处理。

　　 与此相应,随着分工的专业化,正式组织中的日常工作大多在规章制度的轨道上运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式组织的结构可以说正是将行政事务处理加以规章制度化的程序。而稳定的组织规章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在常态状况下的关联和合作。

　　 分工精细、松散联接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化一方面促使不同部门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适应本地情况;而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结构特点同时导致了信息的部门化,利益的部门化,组织行为的程序化,增加了部门间在非常态状况下协调的困难,使这类组织难以适应与常态状况不同的突发事件。换言之,一个组织越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条件的同时,它就越难以适应突发的事件。

　　 组织成员在日常工作中所产生的习惯和期待也是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组织反应能力。组织学家魏克对一次火灾应对措施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Weick ,2001 :100 - 124) 。1949 年的夏天,美国Mann Gulch 森林地区发生火灾,在救火过程中,当大火向16 个消防队员袭来时,当时的领队、一位经验丰富的消防队员道奇“向其他的消防队员呼喊让他们扔掉工具。随后更使大家吃惊的是,他在他们面前点燃火,然后命令大家在燃过的地方趴下。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都向山梁上跑去。道奇伏在自己燃烧后的灰烬中生存下来,另外两个人跑过山梁得以生存,而其他13 人没有来得及跑过去就被大火吞噬”(Weick ,2001 :101) 。这个事件恰恰反映了组织常态运作与紧急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当这些消防队员空投在火灾地区时,他们都以为这是一次习以为常的小规模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组织的常态,在正常程序的规范中行事。但是,当火势后来的发展超出原来的预想,突然出现紧急状态时,常态基础上的组织便发生了危机。常态状况下的组织结构和规范随之解体,团体内部的“意义系统”崩溃。例如,当领队道奇命令大家“扔掉工具”时,队员们都惊讶了。如果没有了救火工具,那么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的“身份”(identity) 是什么呢? 而当道奇在他们逃命的通道上燃火时,他们更是对领队本身产生了怀疑。所以,当副队长招呼大家向山梁撤退时,大家放弃了道奇的权威地位,不听从他的指挥,导致了巨大的灾难。魏克指出,突发事件使得建筑在常态运行状态上的“意义系统”瘫痪,使得组织成员之间难以沟通协调,导致组织失败。

　　 简言之,我们不应该期待正式组织同时拥有常态状况下的效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芝加哥热浪中政府的诸多失误反映了为常态运行而设计的正式组织结构难以应对突发事件这一根本矛盾。如果提高应对紧急状态的能力是组织设计的目标,那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新的组织结构。从组织设计上,需要考虑如何在突发事件出现时从常态到紧急状况的转化机制,例如如何将原来的常态机制暂停,如何启动紧急运行机制,以及建立预警系统、多重决策程序等等一系列课题。这都有待于组织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探索。

　　 三

　　 我是在一个个静谧的深冬清晨陆续读完《热浪》的。拂晓前的书房窗外还是一片夜色,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室内柔和的灯光投在书房一角,安静平和;而我的心却紧紧地系在热浪期间的芝加哥:那些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至今无人认领的遗物、囚房般的生活环境、孤独无助的老人封门闭窗艰难喘息,一幕幕情形令人窒息。

　　 与许多自然灾难一样,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当时占据了电视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介的头版头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后,针对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的应对表现,官方或非官方的调查和各种社会群体的评价也纷纷出笼。官方调查的结论是:“这次热浪是一些关键的自然因素罕见地聚合在一起所导致的气象事件”(第16 页) ,这些死亡事件反映了“人类在自然肆虐下的脆弱”(第15 页) 。简言之,这是一场自然灾害,超越了公共机构力所能及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注意力移向新的事件,这个热浪灾难也渐渐地被抛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克兰纳伯格,1995 年他只有24 岁,刚刚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读博士学位。他生长在芝加哥,对这个城市中发生的热浪事件有着执着的关切,所以把这个事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当时有关这一事件的事态发展和有关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应对行为的大量新闻报道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此。在研究过程中,他历时16 个月在芝加哥实地收集资料,使用多方资料对芝加哥热浪的情形进行阐述分析。为此,他参与了社会福利机构帮助老人的活动,与老人交往做朋友,从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他走访警察局、电视台、社会福利组织收集有关资料,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人士访谈;为了了解社会生态环境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他选择了两个社区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在其中居住了6 个月,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了连续的参与观察。

　　 当然,有力的分析还须建筑在有力的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基础之上。克兰纳伯格说,来到伯克利后,

　　 我就开始询问怎样使用社会学研究的工具——田野调查、深入访谈、档案研究、图表和统计手段——来分析说明自然、人文和政治诸方面的都市现象是怎样集中体现在芝加哥1995 年夏天这一事件上的。不久,我确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其他调查研究所没有回答的有关芝加哥热浪事件的困惑。自此,我开始了这项历时5 年的研究项目。(第13 页)

　　 从该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正是社会学的训练使作者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路观点和严谨的分析解释。例如,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分层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是对社会群体层次上的差异的关注和分析。这一思路贯穿了这本书的始终。克兰纳伯格从性别、种族、阶层、社区等一系列群体特征着眼分析了人们在热浪中的不同遭遇,从社会学的角度发掘这些群体差异背后的社会分层机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社会生态学对他的影响。这一理论角度帮助克兰纳伯格对社会群体与所在社会环境特别是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体现在他对两个社区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帮助作者收集、把握和应用各种实证资料、特别是统计资料。克兰纳伯格运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或验证他的观点。从死亡人口的年龄性别分类,到“孤独生活”的人口在全国和芝加哥市的状况,到犯罪率、不同社区的人口分类,等等,加上各种图表、照片,可谓林林总总、丰富翔实。当然,为了书中叙述的流畅和相应的读者群,这些资料大多是以直观、非技术性的方式呈现的,与学术论文有着明显的不同。作者在研究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定性资料(如访谈、观察) 。

　　 值得一提的是,量化的方法和指标本身为这一事件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在热浪的初始阶段,医务工作者对“中暑”死亡并没有明确的诊断方法,而政府官员为了淡化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力图缩小中暑死亡的数字。在这种情形下, 首席医务检查官多诺霍(Donoghue) 顶住政治压力,提出了“中暑死亡”的诊断标准,为准确地统计死亡原因和数目,检测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提供了基础(第24 - 32页)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计量手段的应用,才使得芝加哥热浪事件成为一个可供分析研究的“社会事实”。

　　 一个好的学术作品的产生,也得益于一个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热浪》一书的社会学分析得益于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的成果积累。这一点我们在作者旁征博引的行文中不难看出。例如,作者有关老人“孤独”生活方式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会学在这一领域中的已有研究成果之上。另外,社会学中有关性别、种族、人口结构、家庭构成、犯罪学、社区发展等诸多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分层、社会资本等一系列分析工具也为这本书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项研究中还引用了联邦政府统计资料、当地社区的研究资料、社会服务机构的资料、当地警察机构的犯罪统计资料,等等。这些机构接纳了作者的访谈、参与观察。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如果没有各个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开放与合作,很难想象这本书会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分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始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写作,历时数年。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灵活的研究环境和研究生训练项目的支持,使得作者可以从事耐心的长时间的深入观察,这项研究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深度和力度。

　　 作为社会学的学者,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社会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之处? 克兰纳伯格在这本书里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我们看到社会学着眼在群体层次上分析社会中资源分配机制、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文化环境对不同群体差异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社会学发展起了收集与分析系统资料的研究方法和统计手段。而且,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相互竞争、共同生存,为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克兰纳伯格的研究得益于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社会分层、社区研究、性别研究、老年学、犯罪学,等等;他的研究汲取了芝加哥学派、批判理论等不同理论思路;另外,他的研究工作使用了量化分析、深入访谈、档案研究、参与观察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正是社会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的宽阔舞台使得作者有了充分发挥学术能力的天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社区在研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热浪》出版后,公共卫生界、公共政策界、社会学界、公共舆论界有着诸多评论,大多是褒奖之词。但是也有一些书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社会学界的同行。例如,在《当代社会学》(美国社会学会的书评杂志) 讨论该书的专栏中,米切尔·丹尼尔(Mitchell Duneier) 对这本书从研究方法到统计数字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Mcleod ,2004 ;Duneier ,2004 ;Klinenbeog ,2004) 。作为这一领域的外行,我不能对争论双方孰是孰非有一个肯定的评论。但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学术批评的氛围使得学者在理论思辩和实证研究中不敢有所懈怠,推动着研究活动向更为严谨更为深入的方向走下去。

　　 《热浪》的研究工作使得我们没有轻易地遗忘芝加哥热浪中的遇难者。通过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他们的不幸遭遇帮助人们认识、改进与发展相应的公共政策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也希望这本书对推动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特别是关于突发事件的组织应对机制的研究和反思有所裨益。

注释：

　　 注1：以下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Klinenberg ,2002。

　　 注2：有关“挑战号”航天飞机失事事故的调查见Feynman , 1989 :113 - 237。有关“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见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Report (volume 1) , 2003 () 。有关9. 11 事件的调查,参见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有关新奥尔良飓风袭击事件的调查,参见“The Federal Response to Hurricane Katrina : Lessons Learned ,”by Frances Fragos Townsend and the investigation team (http:/) 。

参考文献：

　　 Duneier ,Mitchell 2004 ,“Scrutinizing the Heat : On Ethnic Myths and the Importance of Shoe Leather. ”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3(2) .

　　 Feynman ,Richard 1989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New York : Bantam Books.

　　 Klinenberg , Eric 2002 , Heat Wave :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Overheate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3(5) .

　　 McLeod , Jane D. 2004 ,“Dissecting a Social Autops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3(2)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 The 9P11 Report . St . Martin’s Paperbacks.

　　 Weick , Karl E. 2001 ,“The Collapse of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 The Mann Gulch Disaster. ”in Making Sense of the Organization , by Karl E. Weick. MA: Blackwell .

　　 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来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