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回廊

从去年开始，香港本土电影市场涌现不少黑马佳作。

去年有古天乐的科幻巨制《明日战记》和年度黑马喜剧《饭戏攻心》（内地叫做《还是觉得你最好》），两部热门电影先后打破香港票房纪录，收获超高票房与人气。

到了今年香港春节档，黄子华再度带来电影《毒舌律师》，上映至今票房一路飙红，竟然在本土取得破1亿港币的票房，打破百年香港影史票房纪录。

这三部热门港片都已经进入内地院线公映，让港片迷为之激动。

但是去年的香港影坛还有一部“话题之作”《正义回廊》，却无缘引进内地院线。

该片是香港影坛近年来少见的奇案片，故事改编自震惊全港的2013年「大角咀肢解父母案」，港媒也称为“逆子弑亲案”。

由于影片用写实的手法还原了案件中的血腥场面，在港上映时被划分为“限制”级，加上案件本身的争议性，直接导致此片无缘内地公映。

但是本片在香港的口碑却相当优异，国内评分网站8.3分，票房更是以小博大一路逆袭，在本土斩获4300万港币，创下香港成人电影中的票房新纪录。

被媒体誉为：2022年的香港本土票房黑马佳作。

很凑巧的是，《正义回廊》发行蓝光碟的同时，香港名媛蔡天凤碎尸案有了进展，被害人确认被害。而电影《正义回廊》中的被害父母方式和蔡天凤的被害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本期就来聊聊这部备受期待的港片——

《正义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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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监制是香港导演翁子光，他之前的电影《踏血寻梅》，曾经拿下多项大奖，令港产奇案电影的类型再度受到关注。

《正义回廊》的导演何爵天是1987年出生的新导演，此前并没有独立执导长片的经验，但他曾经作为翁子光团队的副导演多年，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首次执导剧情长片就一鸣惊人。

本片因此受到翁子光的《踏血寻梅》影响颇多，都是根据真实血案改编，同时又区别于九十年代的传统港产奇案电影，在风格上追求写实冷峻，通过案件探讨人性批判与社会议题。

原型案件「大角咀肢解父母案」，发生于2013年。当时的29岁香港男子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内，谋杀了自己的双亲周荣基（父）萧月儿（母），作案后，又与35岁同党谢臻麒一同非法处理尸体。案件曝光后轰动全香港，引发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5年3月，涉案主谋周凯亮被判终身监禁，而次被告谢臻麒因为被鉴定为智力有缺陷，被裁定谋杀罪不成立，但因“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但因庭审结果宣布时已被还押两年，已覆盖其刑期，因此当庭释放。

写这篇文章的同时，香港又发生了一桩“名媛蔡天凤碎尸案”，竟然与“逆子弑亲案”同样骇人听闻。死者蔡天凤据称是被前夫所害，也是被杀于一间出租屋内，凶手将其肢解，警方在冰柜内发现人体残肢，但未找到死者头颅。

改编现实案件的电影和现实恶性刑事案件同步，让网友惊呼：原来香港电影里的罪案都是真的！

说回“逆子弑亲案”，这起案件本身的骇人听闻程度，以及案件审理过程的复杂和最终审判结果的争议，都让其成为近十年来香港最具话题性的案件，因而被多次改编成为影视剧，如TVB的剧集《是咁的，法官阁下》，Fox制作的港剧《心冤》等等，都曾改编过这起案件。

电影《正义回廊》和TVB的剧集《法官阁下》类似，都采用了法庭戏的设计来展现这桩案件，故事变成了群戏，通过律师、犯人到陪审团、警方、证人的多视角，并加入了悬疑反转的情节设计，带领观众一起去探究这桩是非黑白模糊难辨的奇案背后的真相。

整部影片给人的感觉可以概括为：港版《十二怒汉》再加《罗生门》。

演员方面，由于是新导演的低成本之作，《正义回廊》并没有特别大牌的港星加盟，片中有苏玉华、周文健、叶蕴仪、林海峰等港片中的熟脸加盟。

至于电影中最重要的两位主角，“逆子弑亲案”的两名嫌疑人，分别由杨伟伦与麦沛东出演，两人此前都是舞台剧演员，与导演何爵天都是香港演艺学院毕业的同门，两人双双入围了今年的金像奖影帝提名，可以说演技颇受肯定。

电影的开场编导用简练的镜头语言，交代了“逆子弑亲案”的发生。

作案人张显宗（杨伟伦 饰）联同好友唐文奇 (麦沛东 饰) 一起，在唐租住的大角咀旧屋内，合谋杀害了张的父母，之后又对尸体进行肢解，试图毁尸灭迹，同时将一部分尸块储藏于冰箱内，部分尸块抛尸于大海。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两位资深大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和游嘉莉（苏玉华 饰）分别代表张、唐二人上庭辩护，而检控官朱爱伦（周文健 饰）则在法庭上负责控诉两人的罪行。

法庭安排了一组九人的陪审团一起听审，围绕他们的商议讨论和律师、检方的法庭辩论，逐渐揭开“逆子弑亲案”背后的隐情。

故事的第一层悬念在于：张、唐二人为何犯下如此逆伦血案？

电影通过不断插叙、倒叙的剪辑手法来带领观众深入两名凶手的内心世界，而且在回忆部分是黑白色调，现实部分以彩色画面呈现，同时故事中还涉及到大量主角内心的幻想情节，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让近乎于舞台剧风格的法庭戏不再枯燥。

张显宗与唐文奇是两个在经常遭到排挤歧视被忽视的边缘人。

张显宗从小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与控制下长大，导致他与双亲关系不睦，后去国外留学期间，经常遭到黑人同学的霸凌。学业未成的他回到香港后一事无成，加上炒股赔钱，本来父母留给他的一栋房子，也被父母转手交给更加稳重成熟的哥哥名下。

张显宗穿着从哥哥那里借来的西装去找工作面试，结果被内定人选加塞插队，回港后还曾尝试去面试做成人电影的演员（此为案件真实细节，原型人物的确曾经参与过《3D肉蒲团》剧组演员的招募），结果在试戏时发挥不佳，导致没能成为演员。

从以上经历不难看出，张显宗在社会与家庭当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意者，与父母双亲的不和和被霸凌伤害的经历，导致了他在情感上冷漠，曾经幻想过自己要在三十岁之前自杀，有很强的自毁倾向。

此外，电影中有个很重要的细节，片中多次出现张显宗在脑海中幻想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场景。这也是原案件中的真实细节，编导借此表明了张显宗犯罪心理的复杂——他有很强的表演欲和控制欲，同时极度渴望认同，从而导致他的性格极度偏激病态。

案件中的另一名嫌疑人唐文奇，曾经因为一段恋情受挫，有过吞药自杀的经历，导致大脑受到了损伤，因而变得智力低于常人。他的身材肥胖臃肿，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和张显宗一样是边缘人、失意者。

两人成为朋友之后，张显宗与唐文奇一起合谋杀害自己的父母并分尸。作案后的张显宗又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寻找失踪的父母，还找来电视台的记者做采访，属于典型的表演型人格障碍。

之后，张显宗又主动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杀人，还曾跟自己的表姐亲口承认杀害父母的罪行，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由此被警方逮捕，并发现了存放在冰箱内的尸块，案件因此曝光。

但张、唐两人到了法庭上却都矢口翻供，否认谋杀罪名。检控官朱爱伦质疑二人早已部署杀人计划，为财谋命似是毋庸置疑。

而作为辩护方的吴和游两位大律师施展各自辩才，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同时，揭露案情审理过程的疑点。

同时，在身份、阶层、背景各异的九名庭审团成员内部，围绕两名嫌疑人的定罪与否也产生了诸多法理与情理之间的讨论，为故事增加了更多悬念。

随着庭审的进行，张显宗作为杀人主谋似乎无可置疑，但作为同谋的唐文奇却在出庭自辩时把一切指控推得一干二净，而负责给唐做精神鉴定的医生也认为，唐文奇的智力不足以杀人分尸。

于是案件迎来了第二层悬念：唐文奇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了行凶？

电影中借角色的台词发出两个疑问——“坏人就不能说实话吗？”以及“笨蛋就不能杀人了吗？”，在一幕幕激烈的法庭辩论下，两位被告上演出“天才”与“白痴”的戏码，真相似乎越辩越模糊。

观众就像电影中的九名陪审团成员一样，陷入对与错的正义思辩中……

就观感而言，《正义回廊》确实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商业电影。

虽然是文戏为主的法庭戏，但胜在剧本十分精巧缜密，编剧塑造了复杂的人物群像，所有角色层次分明，人人有戏可演，就连故事中的陪审员都有鲜明形象。

在叙事层面更是相当紧凑，经由律师、检察官的言词攻防，陪审团的推敲、讨论，证人的口供，透过各种视角拼凑事情的真相。此处必须称赞电影的视听语言和剪辑调度，为电影加分不少。

电影的主要场景其实并没有局限在法庭内，反而会跟随不同视角的讲述切换时空，甚至出现幻想和现实相结合、角色打破第四面墙的场景，引导观众来思考。

最典型的是后半部分出现的大排档那场戏，犯人、律师、陪审团成员，真真假假与不同角色拉扯到同一时空中，一边讨论一边将信息重新打乱重组，是整部电影最妙的一个镜头，让人难以相信是新导演的手笔。

还有电影最后一幕，唐文奇是否配合姐姐的「演出」而导了一出高明的骗术，随着片尾他被框限在蜘蛛网中的镜头，更增添了这起案件的悬念。

诚如导演何爵天在采访中所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从律师、犯人到证人，基本上每个人很努力地在“表演”，法庭就好像一个“舞台”，要把故事说得“动听”，谁能让九个不能发言的陪审团成员信服，那谁就是赢家。

电影以逆伦奇案包装，片中出现了不少金句如：「就算我们不相信它（法律），我们必在它的规则之下」、「冤狱比放过一个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或是再三强调「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都在彰显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的重要。

但导演显然不满足于最后只是告诉观众两人“有罪或是无罪”而已，更希望在带领观众回顾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探究更多复杂的议题。

因此在片中可以看到张显宗成长过程所受到的种种创伤，警察办案过程中的程序不正义，庭审团制度的两面性（如同陪审团中叶蕴仪所担心的，自己是否真有资格来决定他人的生死？）等等。

这些议题的探讨让影片拥有了高于九十年代香港奇案电影的剧情深度，让人联想起监制翁子光的电影《踏血寻梅》，同是借一宗凶案去审视人性与社会百态，「奇案」非电影的主调，倒是直视凶手的人性深处、探究法理与制度的利弊，始为故事的核心所在。

总的来说，这部《正义回廊》是一部香港本土近年少见的生猛处女作，可惜这样的电影我们只能在网盘看到！

人人唱衰港片的当下，靠老题材和熟面孔已很难调动观众的热情和刁钻胃口。《风再起时》拍得吃力，吆喝得也吃力，没成想翁子光另一边监制的《正义回廊》却杀出一片天，扶持新导演何爵天首次执导长片，一举入围金像奖16项提名。

何爵天何许人也？主演杨伟伦、麦沛东又是何许人也？内地观众恐怕都从未听过这些名字。然而《正义回廊》拿下的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两个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各个重量级别奖项提名，让人不得不好奇，究竟是怎样的黑马，能杀出这么一大片天地？

改编自2013年的真实案件，“大角咀逆子弑双亲案”，是本片的故事背景。十年前在香港引起轰动，因其极度血腥暴力有违伦理引发广泛讨论。案情被搬上银幕不稀奇，但已盖棺定论、全港皆知的故事如何重新叙述、吸引观众再看一遍，这是电影要面临的问题。《正义回廊》不仅给出了超人意料的讲述，甚至将大众熟知的故事引致令人深思的一面——“黑马”之“黑”，让人拍案叫好。

多线并行，多视角叙事，拼出一个支离破碎的真相。

不同于一般犯罪片以悬念开始、捉拿凶手归案结束，《正义回廊》开篇就将杀人凶手和作案手法揭晓。何年何月谁谁谁，以何种方式残害自己的父母。先告知答案，亮出底牌，让人充满疑惑：接下来要讲什么故事？

罪犯是如何行凶的？还是罪犯另有他人？查案审案的结果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部分？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

在前半个小时的叙事中，两条线一直穿插并行：一条讲述凶手张显宗和唐文奇的结识过程、部分生活场景，一条讲述警察发现凶案现场、侦查的推进。在两个杀人犯被缉拿后，归到法庭，新的角色加入，记者、法官、律师、陪审团等等出现在观众面前，这里才真正开始叙事的各方角力。

当九位公民被选为陪审团成员进入封闭空间后，老影迷可能都会将这部片往《十二怒汉》的方向联想，也许是香港版的《十二怒汉》，在一段又一段庭审讨论后，陪审团会翻转故事的结果，将案件引致截然不同的方向。

在这样的期待中，主创很快将你们的思维定势打破。不，他并不是要讲一个新的《十二怒汉》，这里的九个陪审员就是陪审员，他们的讨论只是审判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在被告、检察官、律师、证人、陪审团乃至记者等不同人讲述下，一个铁板钉钉的杀人故事往不同方向拉扯——

在记者眼中，杀人犯张显宗已经昭告一切十恶不赦，大众对他的憎恶显然将舆论场引至法庭，正在影响陪审团看待故事的视角。

在律师眼中，只要有一丝机会让罪犯脱罪，找到任何病理的证据、被社会戕害的证据引发同情，或有可能让人们感到这是一个失控的错误，案件又会偏向同情凶手的一方。

在凶手自己眼中，本来已经认定的犯罪事实，因为有了律师和家人介入，他们的态度和叙事方式又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智力障碍、失忆、精神错乱、被警察逼供，这些都成了推翻故事的砝码。

最微妙的还是陪审团九个人之间的博弈。代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的九个人眼中，一个本与他们生活毫无关系的事件，以规定程序进入到他们眼中脑中心中，让他们不得不面对残忍的事件，梳理案件过程，判断正义是非，因为他们的任何一次共情或愤怒，理性或感性，都可能将两个陌生人的命运改写。因此九个陪审员慎重又慎重，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案情又在质疑和辩论中变得朦胧、迷雾重重……

可以感受到的是，法庭在这部电影中变成了一个舞台般的存在。一个讲故事的角色上场，观众就会被他讲的故事吸引，他说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呈现出一种氛围，引人共情或者批判。而当不同角色分别讲述时，观众看到了一个故事的不同面，如多面棱镜，每一面映照的现实都不一样。光影闪烁、叠影重重中，人们看到了无数个“现实”，他们是讲述人口中的“真相”；但在观众心中，真相是支离破碎的，需要从无数碎片中费力拼出完整合理的拼图。

陪审团的角色，正代表了我们观影的观众。他们在以各种职业、年龄、价值观代入讨论案情时，正相当于代表不同立场的观众重新观察这个案件。而我们会很清楚地感受到，即使是这样一个已经定论的案件，故事依然有重新讲述的可能。我们有各种理由惩罚或赦免凶手的罪恶。影片抛出这个问题，最终引发了对法律制度能否公平公正的深层讨论。

冷静与狂热，天才与白痴，在对比中显现戏剧张力。

电影中的两位主角，高智商的张显宗（杨伟伦），低智商的唐文奇（麦沛东），他们既对应了真实案件中的周某和谢某，也在这个重新构建的故事中形成了冷静和癫狂的对抗张力。

两人本是共谋，共同杀害了张显宗的父母，并且手法极端残忍。但案件在审判的过程中，事实因不同视角讲述开始往几个方向分崩离析——究竟是张显宗主导了凶杀，还是唐文奇主导了凶杀，抑或是只有其中一个人杀人而另一个人根本没有杀人——到底谁说谎，谁说真话，谁会被判定有罪，谁会得到赦免？法庭辩论把电影开端凶手就是两个人的假定推翻。

两个被告的合作关系变成了夺取赦免权的竞争关系。他们各自争取律师、陪审团、法官和大众舆论的过程，也是争取观众的过程。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位主角的表演，杨伟伦和麦沛东，功底扎实，又有超出想象的惊喜。杨伟伦饰演主犯张显宗，冷静，少言，克制，玩世不恭。他除了面相与案件真凶有几分相似，表面呈现出的愈冷静，愈让人感到内心的歇斯底里和疯狂。——因此在那副无动于衷的面孔之下，导演、编剧和演员共同运用第三视角，展现张显宗的内心世界。他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自卑又自大的幻想，既像是警察、记者、律师等不同外人看到张显宗社交网络上表现构建的想象，也像凶手本人在自述一个悲惨的自我，他如何压抑自己直至毁灭。

另一位主角麦沛东的表演更加夺目。他饰演一个智商低下人士。这样愚笨的人为何参与了凶残至极的杀人案，令人疑惑不解。在审判过程中，对唐文奇是否有罪的讨论慢慢成为故事重点，在苏玉华饰演律师的塑造下，唐文奇展现低能的过程，逐渐将参与审判的人们拉到自己一边，改变了他命运的走向。

演员麦沛东和杨伟伦一样其貌不扬，俗世社会中是不可能被注意的平庸者。但他的形象放在银幕上，仿佛聚光灯只看到他的存在。那肢体语言一出来，你就能感到穿透银幕的腐臭味，比韩国电影《寄生虫》中富人嫌弃司机宋康昊的气味更加具体，令人厌恶又同情。

在这底层“味道”铺垫之上，人们本应看到一个低能人士被动地接受了高智商人的指使，陷入一场杀人悲剧成为共谋，但在麦沛东的表演和导演的叙事引导下，我们分明感受到还有一个更高视角正在凝视唐文奇。麦沛东演的唐文奇，在法庭上的讲述，正如一场精彩的舞台表演。

其中的悖论不言自明：低能人士表演自己的低能，在表演中就已经表现出了高智商。姐姐的泪水，医生的证明，前女友的讲述，都不及唐文奇本人无辜的眼神。尤其讲到警察刑讯逼供时，唐文奇竟还原出警察的凶狠，而审判现场没有人察觉他精彩的复刻本身（需要智力、记忆和情感的表演）就已经是推翻低能的证明！

两个主角的对比，一个高智商，一个低智商；一个面无表情内心极端狂妄，一个表面涕泪俱下内心极端冷酷。他们用完全相对的方式共同谋划了凶残至极的杀人案，释放他们癫狂的内心。但在庭审中，两种癫狂从合作变成较量，又让他们分道扬镳。杨伟伦和麦沛东层次丰富的表演不断塑造动态的癫狂，惺惺相惜与殊死博弈的过程在其中呈现，令人唏嘘人性之诡谲。

凌厉沉静的镜头语言分解程序正义，深层质问社会现实。

如果只是将曾经发生的真实案件搬到银幕，犯罪片不会比新闻纪实报道更震撼。电影之所以再次虚构真实发生的故事，是因为在“虚构”中人们可以清楚看见“真实”背后还有各种可能和漏洞，人性是那样变幻莫测、瞬息流动，新闻中遥远的名字才能变成更具体、更真实的人，引发大众凝视深渊的思考。

《正义回廊》用不同以往香港犯罪片的叙事方法，将一桩惨案的审判现场如实呈现。你可能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审判的过程是这样的无趣，没有TVB和一些古早法庭片中高亢激昂的雄辩，也没有煽情的演讲，只有不同人一遍遍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呈现证据，观察证据，讨论证据，得出结论。

不同职业工种表现他们的熟练和冷漠。警察可能是正义执法，也可能刑讯逼供；律师可能挽救冤案，也可能纵放凶手；陪审团可能没有什么正义感和法理基础，只是从一群普通人中随机挑选出来——但这样随机的选择也可以改变凶手的命运，不禁令人发问：法律到底能否实现真正的公平？

导演在叙事中已经显然表明了对现实质问的态度。再有能力的律师，也会傲慢地将陪审团称为一群猪仔，即使帮助罪犯辩论，也不过是他们工作的一环，比工作更重要的是每天吃什么，去哪里吃。记者事先采访凶手为获得曝光的举动，是他们吃这碗饭的必备技能，但越娴熟越老练的记者，越表现出对真相的漠不关心，实际上暗中推动了审判方向的改变。至于真正的凶手如唐文奇，天真愚蠢还是有意表演，只是他不同动机下的人格选择，陌生人到底能从中辨别几分真假，也随机决定了审判结果。

种种不同方向的质问，在冷静凌厉的镜头语言中呈现。不同人参与到案件过程中，假设到达案发现场，一遍遍还原真相。但真相又是不同视角的想象，真和假，没有人能真正判决。

恰如用心设计的片头字幕，“正义回廊”四个字，支离破碎。“回廊”是一个隐喻，更是一个问题：抽象的正义在几番叙述和表演下竟可以峰回路转，这背后的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在观察参与了无数次真实庭审后，新人导演何爵天用扎实的电影表达向社会抛出一个问题。这问题不仅是对十年前凶案的追问，也超越了时限，将问题引入当下，对我们所处现实中法律是否还能匡扶正义，提出了深深的忧思。

当人们不再对黑白分明的犯罪片故事模板心动，香港新一代导演和演员正在打破叙事传统，将这一类型持续发扬成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如果你能感受到《警察故事》最早的黑白分明，到《无间道》中黑白界限已不断模糊——那么现时当下，年轻一代已不仅问到谁黑谁白谁灰，而且重新发问：这界限划定的规则与程序本身是否自带颜色，用来衡量正义的那把尺，是否本就发霉生蛀，不再适用新的社会问题？

就在我看《正义回廊》的这天，香港再次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凶案——28岁的蔡天凤被前夫一家残杀肢解，这不是电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新闻让我们惊悚恐惧，但过了这段日子，人们又会忘得一干二净，把陌生的名字和悲哀的真实抛向历史尘埃。

真正的创作者，不会把一个事件当成偶然事件。他会去思考，是否还会不断发生类似的事件，悲剧是不是有固定的根源。《正义回廊》提取了一个十年前的凶案深深凝视，它不仅把悲惨的真相重新抛到现实中，将问题和思考留下，并且邀请更多的人一起思考、一起凝视，共同忧虑我们所处的当下和未来。我想这就是《正义回廊》鼓舞人心的地方，它的创新和勇敢，正是港片的新未来。

一开始，影片就自动剧透，告诉观众谁是凶手。张显宗杀害了他的亲生父母，还主动上媒体寻找“失踪”的双亲，制造假象扰乱警方侦查。他伙同唐文奇将父母的尸体剁碎，分成小块逐步抛弃，还将父母的头颅藏在冰箱里。

张显宗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香港没有死刑，但无期徒刑应该是逃不掉了。加上受害者是他的亲生父母，“逆子杀亲”立刻引来了民众的大量关注。冷血、反社会、不具备正常人的同理心，连张显宗自己都希望能成为下一个希特勒。

张显宗也有杀害父母的动机。从国外留学回来后一直找不到满意工作的他，炒股又亏了钱。父母把赠予他和哥哥名下的一套房子，要求去掉他的名字，只写哥哥的名字。加上从小他个子就矮小，成绩也不如哥哥，父母又对他的学习生活严格管控，让他对父母有诸多不满。留学时遭遇了歧视和霸凌，回到香港事业发展又是一团糟，让他对社会充满了愤怒。

张显宗是在一次面试中认识同伙唐文奇的。当时唐文奇匆匆忙忙赶来，满头大汗一身酸臭，被汗水打湿的头发一缕缕黏在他肥胖的脑门上。其他面试者看到他，都皱着眉头掩着鼻子走开了，只有张显宗和他搭话。

当面试终于轮到张显宗，工作人员把他拦下了，让另外一个面试者先进去了。被怠慢的张显宗当场发难，一边向其他面试者大声宣告有内定，一边把资料表扔在工作人员面前。唐文奇也被他鼓舞了，兴高采烈的扔下资料表跟着他跑了出去。

从此唐文奇成了张显宗的小跟班，夸他留过洋英文好，聪明有想法。而唐文奇总是说自己一事无成，被女朋友甩了还烧炭自杀过。他长的胖，家庭条件差，身边连个朋友都没有。

庭审开始了，控方和辩方代表张显宗和唐文奇的两位大律师，三人就案件进行了基本的陈述。似乎看起来并没有意外，反社会又高智商的张显宗符合这起案件主犯的所有特征和动机。因为被父母夺走了房子，他对二老起了杀心。于是蛊惑老实懦弱的唐文奇帮忙，在唐文奇的家里杀了他们。

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张显宗早就计划好了如何分尸，如何弃尸，最后如何对外做一场大龙凤让大家都以为他父母是去内地探亲的时候失踪了。在这个过程中，唐文奇是被利用的傻子。过于崇拜张显宗的他，虽然吓得睡不着，但还是一步步帮助张显宗完成了从杀人到分尸以及弃尸的过程，甚至还把对方父母两个暂时还处理不掉的头颅藏在自家冰箱里。

疑点出现在庭审中张显宗和唐文奇不同的供述中。

据张显宗所说，他们计划好把自己父母骗到唐文奇家中后，谁靠近其中一方，就由谁动手。当时唐文奇靠近张显宗的母亲，张显宗靠近自己的父亲，所以按计划他们杀了两个人。但打斗中，唐文奇误伤了张显宗大腿一刀，导致张显宗不得不在杀人后立刻离开凶案现场，打车去了附近的医院就医。

张显宗走后，唐文奇按他们的计划分尸。他屡次打电话给张显宗，说尸块太大了，切不动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他还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可是在唐文奇口中案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张显宗有弑亲的计划，只是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好友，所以有自己家的钥匙。案发当天他和平常一样回家，打开门突然看到家里躺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而张显宗浑身是血拿着刀恶狠狠看着他。

唐文奇说他进门前张显宗大腿已经受伤，是因为在犯案过程中被其父反抗的时候扎伤的。看到唐文奇回来，张显宗把他准备好的分尸工具和计划交代给唐文奇，并威胁对方，因为凶案发生在他家里，他已经脱不了干系了。与其要坐牢，不如帮他毁尸灭迹。然后，张显宗自己打车去了医院处理伤口。

接下来的说法，他们两人是基本一致的。唐文奇胆战心惊的完成了碎尸过程，但每晚都做噩梦，又不敢告诉别人。一直到张显宗自己把罪行告诉了表姐，警察找上门来。

唐文奇在法庭上的供述和他在警局的时候不同，按唐文奇律师的说法，当时他被非法逼供了。的确，警察审问他的时间长达41个小时，远超正常审讯时间。

然而，控方和第一被告的律师，都看出了唐文奇想要做脱罪辩护。所以，法庭上的形式变成了二打一。控方和第一被告张显宗的律师渐渐发现，从犯唐文奇并不简单，也许他才是本案的主谋，而不是看上去更有动机的张显宗。

因为在唐文奇的供述中疑点重重。

张显宗的确在案发现场只待了十分钟，且不论他是否能一人杀死两个成年人。十分钟后，他离开案发现场赶往医院，出租车司机和医院的摄像头等都证实了他的离开。那么，唐文奇真的那么蠢笨，独自一人在家中心甘情愿的完成了碎尸任务？

碎尸需要的工具，都是他们事先一起购买的，超市的闭路电视和店主都证明了这点。但唐文奇说，有些是张显宗欺骗他说要叫爸妈来吃饭，切牛排用的。有些虽然是他独自购买的，但只是作为家里正常生活用品而已，包括大量的空气清醒剂。也就是说，他强调并没有参与凶案的谋划。

对于警方调出来的他们之间的对话记录，唐文奇宣称因为张显宗可以自由进出自己的家，而他的电脑是没有密码的，所以他不知道这段对话。控方和张显宗的律师就证据继续询问的话，他就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唐文奇的律师提供了一年多前因为失恋而烧炭自杀后，他的记忆力受损的证明。所以每当另外两位律师逼问的紧一些，唐文奇就大叫着“我没杀人，你们要冤枉我就冤枉我吧”哭闹起来。可是，提到在警局被警察审问，唐文奇却记得当时对话的细节。并且能手舞足蹈的将警察的神态淋漓尽致的表演给陪审员看，以证明自己是如何被逼供的。

也就是说，所有对唐文奇脱罪有利的信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对他不利的信息就抱着脑袋装傻充愣。在一旁全程围观唐文奇表演的张显宗，此时才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

被父母夺去了房子后张显宗和唐文奇说，觉得活着没意思，想自杀。唐文奇却说，既然要自杀，不如去杀人。把对不起他的父母杀了当练习，然后北上去找几个妓女。一边干她们，一边头脑中计划如何把她们杀了，岂不比自杀痛快。

所以谁才是真正的反社会呢？

张显宗是典型的自恋型人格。此人格的重要特征是过度的自我重要感，并常常伴随着自卑的阵发性内在感受。他们会不断检查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如何，对批评和质疑不问对错的表现出愤怒。因为他们内在的自我质疑导致的自卑，甚至在别人并没有批评他们的情况下，或者并没有针对他们表达什么的情况下，都可能让他们感受到自恋受损而强烈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刻。

这类情况在生活中也常常出现，我相信读者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微信群聊，一位群友如果分享了自己旅游的照片，有可能就会招致其他群友的源自自恋破损的嘲讽。“旅游纯粹浪费时间”、或“这个地方不值得去，我去过哪里哪里”，这类话一般都可能源自于发言人内在自卑作祟。

所以，自恋型人格的人也会通过贬损他人寻找自尊。张显宗去面试三级片主演的工作时，他一开始就将市场上其他三级片演员做了一番踩踏，认为他们都不懂如何表演。当导演被他的言论吸引，并正式让他参演自己的作品时，张显宗却原形毕露。面对赤身裸体的女演员，他甚至不敢正视对方，完全不象之前他表述的性经验丰富。最后，只能提起裤子落荒而逃。

自恋型的人情况越严重，他们的人际关系建立就越困难。因为他们总是审查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是否更偏爱自己，但又很难给予别人同等的关爱。在恋爱中也是如此，他们更多需要从爱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优秀，甚至这种需求超过对得到关心的渴望。

可想而知，把张显宗看成了不起的大人物的唐文奇，才能走进他，也才能蛊惑他杀了自己父母。

自恋型人格的张显宗会夸大自己的天分，强调自己是独特的。在三级片面试现场大言不惭的标榜性能力，整天做着自己是希特勒的白日梦，都是源于此。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和希特勒一样反社会，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独特的。

张显宗的病态自恋会让他表现的和反社会一样冷酷无情，似乎从来都只关注自己。但，这只是自恋型人格的防御。因为从小被父母贬低，且自己也认为比不过哥哥和同龄人，认为的确自己低人一等，这种对自身的失望让他们产生了过度的自我张扬。

可是，自恋型的人依旧有丰沛的情感，并不是心理变态者。只是他们伪装的太深，以至于让他人很难辨识。只有亲近的人，张显宗的表姐，才会为他在法庭上辩白。

张显宗当然是有罪的，他的父母的确给予他太少的肯定和接纳，但罪不至死。而他对自己的罪行并不是坦然自若的，所以才会约表姐出来坦白。内心，他一直受着强烈的道德谴责。

按唐文奇的意思，张显宗应该把他哥哥也约到家里来杀害。但张显宗看到哥哥关心自己的脸，不忍下手了，和哥哥说改天再来。最后得知父母的遗嘱里写了自己的名字，支持他认为自己没做错的对父母的恨也瓦解了，只剩懊恼的嘶吼。

张显宗是有情感的，而唐文奇有吗？

唐文奇的辩护律师强调他蠢笨的外在，智商只有八十几，以及烧炭自杀被抢救回来后记忆力下降这些点作为辩护的关键。利用的，恰恰是人们的刻板印象。这样复杂的谋杀案怎么可能是一个智商才八十几的人能计划出来的呢？人们往往会那么想。警方也忽略了他家中的财会二级证书，一直到法庭宣判后，才发现了这份唐文奇自己完成的考卷。这是一个宣称一年多前已经记忆力受损的人能做到的事吗？

唐文奇本人非常擅长通过示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引发他人同情，或激惹他人以产生利于自己的效果。因为，人们总是轻视各方面不如自己的人。同情也是一种居高临下，当我们面对比自己差的人时，优越感让人沉醉。唐文奇就是深谙这点，才能让身边的人进入他布下的天罗地网。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做了些什么。

在警局，他看出哪个警察更冲动更容易被挑衅，故意做出蠢笨的将咖啡倒在饭里拌着吃的样子，让对方不耐烦之下终于踢了他一脚。在法庭上，一旦对话走向不利于他的方向。他就冲着陪审团众人哭丧着脸大吼大叫，表现出自己正在被欺凌的无助样，博取了大多数陪审员对弱者的同情。

同样，唐文奇宣称别人都歧视他，所以让前女友给自己提供经济支持。前女友提出分手，他又在对方家门口守着不走，甚至不去上厕所到尿裤子的程度。哪怕对亲姐姐，他也说出如果你嫁人我就死了，让姐姐逐步成为自己控制的奴隶。

唐文奇很擅长捕捉到其他人的心理需求和可利用的弱点，这类人在人群中也不是少数，但也许并没有唐文奇那么极致，所以不容易被辨识。可能大家都遇到过被求助的情况，而有些求助很难拒绝。如果你是开车上班的，也许有同事提出能否搭你的车上下班，可提出的方式却是“家里只有我能送孩子去幼儿园，所以我实在没办法提早出门赶地铁”这类。在这类求助里，搬出了“孩子”等博取同情心的话术。不想让对方搭车的你，拒绝会付出额外的自我谴责和道德焦虑，往往他们就会成功。

面对专业人士，唐文奇的手段并没那么高明。可是香港的审判员制却让他钻了空子，因为随机抽取的审判员们有多少是法律专业人士，甚至有多少能理性判断而不是感情主导呢？当控方律师和第一被告的辩护律师不断戳破唐文奇的漏洞，带给陪审员们的印象却是他在被欺负。虽然唐文奇气喘吁吁的喊冤叫屈并不能反驳警方提供的证据，但陪审团最后还是全部投出了“无罪”票。

那么相应的，既然唐文奇是被一个“反社会”胁迫的无辜者，张显宗当然就成了陪审团心目中罪大恶极的那个。当然张显宗就算被判无期徒刑也不冤枉，但真相却永远成了谜。而更可怕的是，人们因为情感倾向做出的判断，可能放走的是一个冷血杀人犯。 唐文奇会不会实行他和张显宗说的针对妓女们的罪案，会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因为唐文奇的无罪释放而产生，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也无法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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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翁子光监制、新晋导演何爵天执导的电影《正义回廊》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大热话，上映至今票房已冲破千万港元，且呈现稳步上升的强劲势头。坊间好评不绝，对于一部有血腥暴力镜头的奇案三级片来说，如此成绩实属理想。

电影改编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大角咀弒亲凶杀案”，首被告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一处单位内杀死父母，后联同次被告谢臻麒合力肢解尸体，两人同以谋杀罪名被起诉，结果陪审团以8：1的大比数裁定周凯亮罪名成立，判处终生监禁，谢臻麒谋杀罪名不成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因判决前已被拘留两年覆盖刑期，故当庭释放。

《正义回廊》是何爵天的首部长片。与香港大多数新锐导演都会选择相对安全保险的家庭题材为出道作不同，何爵天更在意的是作品是否充满话题性，能否在短时间内引发观众的强烈好奇心和广泛讨论。

选择大角咀弒亲凶杀案，一方面因为案件发生时间距离现今不远，观众可以在网络上查阅有关两位被告的视频片段，而且凶手骇人听闻的犯案手法、对双亲痛下杀手的冷血残忍引人侧目，周凯亮甚至在杀害双亲后还若无其事地报警求助，又高调接受传媒采访，发出寻亲呼吁。

另一方面，当年法庭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谢臻麒因智力问题无法主动参与谋杀，只能受制于智商达126的周“操纵”和“诬陷”。案情和判决背后的种种疑点，并由此延伸出对何谓“真相”、“正义”之思辨，都是编导希望借一度销声匿迹的奇案类型带出的值得深思的主题内容。

何爵天在香港演艺学院电视电影学院主修导演，毕业后曾涉足不同类型制作，如电影、广告、MV等，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林超贤的《激战》和《破风》。他在2016年拍摄香港电台剧集《狮子山下》时结识导演翁子光，之后便在后者的工作室担任副导演及编导等职位。由此可见，《正义回廊》深受翁子光《踏血寻梅》体察人物与环境之关系的社会派脉络影响。

《踏血寻梅》对香港奇案片的重大革新便在于创作者注入对社会低下层人物的深度关怀与信任。以往同类作品对事实及当事人毫不尊重、趾高气扬的猎奇剥削风气在《踏血寻梅》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细细描绘“死者”王佳梅（春夏 饰）和“凶手”丁子聪（白只 饰）忧郁苦闷的日常，以及他们痛苦挣扎的心理活动，并从尝试重组案情的臧Sir（郭富城 饰）的连番发问牵扯出边缘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悲歌。

翁子光在《踏血寻梅》之前已经摄制述说社会底层青年成长历程的《明媚时光》和《援交少女》，“阶级差距”、“房屋问题”在翁子光的作品序列里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翁子光接受港媒专访时曾透露， 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母用40万港元买下位于新界荃湾祈德尊新邨的500多呎（约46.45平方米）的住房单位，一屋只有两间房，却要容纳5个人居住。翁导说他嫲嫲的房间能看到美丽的海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在对岸看着青衣的楼一直起，它变得像上海黄浦江一带，好多楼，一直起，一直起”，最后起到连海（峡）景也不见了。

这让翁子光心生感慨，在商业运作主导、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家”的概念轻易便会被影响与破坏。《踏血寻梅》里王佳梅写在墙上的一组混杂英文与数字的密码，指的就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定程度也是他个人经历在其作品中的投射。翁子光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大多住在狭窄逼仄的公屋和劏房，在他看来，香港公共屋邨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背后有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劏房是一个被极度压缩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私隐，如此压抑不安的生长或居住环境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翁子光在作品中借由呈现“连打飞机都没地方”，令人難以呼吸的局促环境，从而对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的社会体制发出激烈控诉。

进一步说，如果说过去奇案片对于凶手/受害者的诠释是强行剥离社会性的“性格决定命运”，那么翁子光作品里则强调孕育人物成长的这片土地，以及对其内部结构与运作法则的观察和批判，即“环境决定命运”。在《正义回廊》里，张显宗对父母心生恨意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房产纠纷，箇中原因是不少香港人均将“上车”（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视为短暂人生的唯一目标。

不久前，《正义回廊》票房逼近一千万，作为主要投资人和监制的翁子光旋即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感谢文，简单回顾了替《正》寻找投资的辛酸历程。从文中我们可以大概得知如今仍愿意为香港电影投放资源的投资者，他们对《正》的顾虑首先便是影片的主角都有谁？怎么回本？其次就是对主角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奇案三级片“能否过审？能赚钱吗？”从《正》在初始集资阶段遭遇的困境，翁子光以知名导演和编剧的身份四处奔走尚且如此，我们已可想象当时《踏血寻梅》的前期准备有多困难。

或许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光是投资“香港电影”便已面临亏本的巨大风险，而且还是一部放弃内地市场，仅在香港本地上映，带有血腥残忍场面的三级片，难免会令不少追求商业利益的投资者却步。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以翁子光如今在内地和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度，随便拿出几百万应该不是问题吧。实际上，翁子光在文中也说明了自己本来是想趁楼市低迷给首付买层“纳米楼”作为在港的栖身之所，好让自己不用再跟父母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里，结果最后还是把这笔钱用在了支持新导演上面。

“纳米楼”（nano-flats）意指面积非常细小的住宅单位，虽然香港坊间多用215呎（约19.97平方米）作为纳米楼指标，而实际区间大概在“200多呎”范围游走。但是低于200呎（约18.58平方米）的住宅单位（私楼最细的“龙床盘”面积只得11.15平方米）比比皆是。简单比对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居住空间标准，中国台湾147呎（约13.66平方米）、英国398呎（约37平方米）、新加坡500呎（约46.45平方米）、日本269呎（约25平方米），香港可谓“细绝全球”。

言下之意，翁子光是押上置业首期（若按他在文中的话说，应该还有一部分是与编剧孙霏共同营运制作公司的积蓄）、美亚娱乐主席李国兴投资的部份费用（《踏血寻梅》也有美亚投资）、两位匿名贷款人、为人爽快的“K先生”（不少人猜是古天乐）的100万元，再加上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的250万元资助，才有今天的《正义回廊》（制作总开支约1000万元）。

翁子光早在2018年就说过，面对香港居高不下的楼价，他也是没有买楼置业的条件。尽管在《踏血寻梅》的成功之前他已是两部卖座港片《僵尸》和《救火英雄》的编剧（但在香港编剧的待遇普遍不高），之后更自组工作室提携新导演新创作，北上发展，身兼编剧、制片人、监制多职。但是面对越发紧绷的创作氛围，连翁自己执导的新作，讲述港英时期四大探长叱咤一时的枭雄片《风再起时》何时能上映也还是个谜，谈何回本或赚钱？

再则翁导的作品风格本来就偏向奇情+写实主义的类型组合，多数投资者对该类题材无不报以万分谨慎的态度。往现实一点说，当年《踏血寻梅》虽然获奖无数，但在票房上是亏本的，也难怪翁导在文章开首就半开玩笑地说《正义回廊》上映两周的票房已经超过《踏血》的总票房（800万港元）。

疫情久未平息、电影业青黄不接、创作空间日益收窄等，这是如今香港电影（包括翁子光自己）正在面对的严峻现实与冲击。 但即便生存环境如此艰难，依旧还是有新导演愿意去尝试、开拓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还是有不怕亏本的投资方愿意出钱出力。

我想强调的是，比起一再执着于港产片“死了没有”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创作者们该怎样在夹缝中求出路，将“消亡”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转化为涅槃重生的机遇，理应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与重视。

回到《正义回廊》，何爵天和三位编剧谭广源、叶伟平及梁永豪对弒亲案的审讯流程进行了戏剧层面的改写和虚构，如两位被告的姓名分别以张显宗（杨伟伦 饰）、唐文奇（麦沛东 饰）代替，真实事件中出现的相关人士、组织或团体名称均以假名或模糊化处理。尽管电影不乏对凶手杀人、肢解、弃尸过程有着血腥味极重的细致描述，但区别于过往奇案片穷尽煽情之能事，只顾贩卖色情暴力、宣泄官能快感，何爵天和编剧们显然拥有更大的野心。

他们试图在137分钟的影片时长里一并处理两名被告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犯案动机；检控官朱愛倫（周文健 饰）与两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与游嘉莉（苏玉华 饰）在法庭之上的唇枪舌战、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的供词；警方的调查过程、取证手段；由9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内部辩论过程；以及案件对三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记者、律师、警察）产生的影响。

可想而知，要求观众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完全吸收并消化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堪比登天，而对于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导演和编剧来说，由于篇幅不足，以上题旨很多都只是开了个头，却没法深入。但是香港观众普遍就对此类“包罗万有”（每样都有一点，即意味着难以拍得深刻）的影视作品怀有好感，当遇到一些存在明显缺陷的叙事内容，他们总有办法以“刻意留白”、“不轻易判断”等理由为创作者辩护。

与此同时，导演为了提高庭审戏在视听层面的可看性，运用了很多剧场的表现手法（戏中几位主演，如杨伟伦、麦沛东、林海峰、苏玉华、朱柏谦等人都曾有出演香港舞台剧的资深经历，因而能够很快适应舞台式叙事手法），例如舞台剧中的“转台”技巧，让演员们突破单一固定的场景（法庭内部），随着被告/证人的供词穿梭于不同时空的情景，或旁观两名被告的行为和对话，或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交流”。

导演在聆讯过程还会利用一些光影、声效的特殊手法来表现隐藏在庭上问答互动背后的戏剧冲突，如剧情进行到张显宗表姐邵佩琼作供时，法庭内的灯光黯淡得像在教堂内告解，观众只能看到被告与证人的双瞳，画面更不时回溯到张在餐厅向邵坦白杀人罪行的瞬间。唐文奇自辩时，往往配上闪电及雷暴的音效，是否隐喻唐不可告人的内心挣扎？又如，当呈现主犯张显宗复杂的心理肖像时，导演让张显宗幻想“成为”偶像希特勒，他的家人、唐文奇则“化身”纳粹军官和士兵，用一口流利德语交谈的超现实片段为核心内容。

诚然，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常看法庭戏的观众来说，上述为求达到特定叙事效果的戏剧手法的确值得他们赞不绝口，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熟悉香港司法系统的运作逻辑。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电影史，就会发现那批最为出色的法庭电影的共同特点均在于精彩绝伦的台词和对白。《正》在“陪审团商议”和“法庭辩论”部分参考的正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十二怒汉》和《桃色血案》。

我敬佩新导演想要有所突破的创作激情，但是《正》在叙事手法上的所谓“创新”某程度而言只是为了掩饰对白的苍白肤浅。兴许导演太想借一件过去之事讽刺、影射近几年的种种荒谬（大部分香港新导演的通病），趁机表达港人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哪怕被指“抽水”（指桑骂槐）也在所不惜。于是人物不时会说出一些影射当下现实的“金句”，不仅明显与该人物在戏中所属的身份、身处的社会环境相悖，更是在间接削弱、甚至摧毁一部法律电影理应具备的严肃姿态。

若以此为出发点，《正》言语之间隐含的讥讽语气实际指向一种“代际矛盾”，而这也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之上围绕着“法律诠释权”而制定的控罪/辩护策略、由此展开的激烈论争，道德和真相变得模糊，工具理性成为主导之外，引发观众通过持续的辩论思考“何谓公义”的陪审团内部构成隐含的深层意义。

导演将9名成员逐一划分为中老年大叔、师奶/青年、保守/激进、既得利益者/不相信制度、政治冷淡/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四个类别。这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法确实有助导演言简意赅地向观众传递“陪审团”之于香港法治的重要意义，透过学识渊博的年青一代如哲学系毕业生高思钧在质疑体制（能否彰显公义）、认真讨论案情之余，又不忘向在场其他成员（和观众）解释陪审团制度的由来，以及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代际矛盾”因而在陪审团成员们对案情的一致专注中得到暂时性的和解。

话虽如此，陪审团的成员形象最后还是不免落入脸谱化的桎梏，光是从成员整体构成便能看出导演为了营造新老世代之间的戏剧冲突（及短暂和解），从而牺牲了个体自身的复杂性。这种情况还出现在滥用职权的便衣警、害怕承担责任的上司/怀有良知的年轻警员；不讲道德操守的报社总编/良心发现的网媒记者；视法律为上位游戏的知名大状/替弱势群体发声的新人律师。

就连第一被告张显宗也抵受不住陈腔滥调的“侵袭”。影片对张显宗的戏剧化处理实际上是放大了外界对他的各种猎奇窥视和想象：极度崇拜希特勒、对于性有着无限意淫，参加三级片试镜，却在性感美女的挑逗下窘态尽显，甚至连在法庭上与倒叙和闪回披露的弑亲原因：张的父母偏心、留学外国时多次遭黑人欺凌及歧视、张的物业被迫转交兄长以偿还债务，导演处理起来亦无非是突出其冷血猥琐的一面（不过片中提出的几种假设均无法充分解释张杀人的动机，这点我倒是欣赏的）。

至于讲述他进入职场面试碰壁（初识唐文奇）的部分，更加可以见到导演为了影射中港矛盾而忽视了人物的实际情况（张面试时的表现如何？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要到影片最后一幕，被判决终生监禁的张显宗与兄长在监狱探访室的隔窗对话，这个角色的矛盾心理才真正凸显出来，可惜为时已晚。

英文片名“The Sparring Partner”，中文有拳击训练时的陪练员，证据确凿的张显宗显然就是那位上场比赛（杀人弃尸）的“拳手”，言下之意，故事的真正主角便落在了跟在他身旁的唐文奇身上：智商只有84的唐究竟只是一名人畜无害、整天挨揍的“陪练员”，定还是有份参与谋杀罪行的“搭档/同谋”？

这也是影片后半部分法庭和陪审团的辩论重心，导演和编剧们似乎倾向于认为唐文奇在庭审期间其实是装傻博取陪审团同情，然而除了张显宗的口供，并无更多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唐确实有参与谋杀，同时警方不恰当的取证方式、唐的姐姐声泪俱下的“感人”供词，令整场审讯逐渐偏向有利于唐文奇脱罪的言论立场。

如果说《十二怒汉》是陪审团通过深入分析讨论案情为无辜人脱罪，极力避免冤狱的发生，当中隐含对司法制度的高度信任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正义回廊》则走向与之相反的另一面：高思钧说出“冤狱比放过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安慰观众的妥协话语（香港观众映后讨论的焦点还是在唐有没有参与谋杀），实际上是（创作者认为）本应接受惩罚的罪人无罪释放，一切只是因应“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及“精神障碍辩护”而采取的辩护策略。

所以《正》也包含如何“演场好戏”的后设元素，法庭之上真相与否并不重要，公义得不到彰显，唯一的“真实”或许只剩下历历在目的行凶过程，以及众人的“演技”。我想导演和编剧们应该更认同《桃色血案》传达的法律理念（两面性），不过限于篇幅，电影亦只能浅尝即止。

尽管《正义回廊》并不完美，充满导演和编剧为讨好观众不慎流露的机心，但面对创作空间越发收窄、影视作品同质化情况渐趋严重，香港电影更需要多元化，更需要这样一部摆脱偶像崇拜、个人主义包袱的精彩群像戏。今年下半年港产片集体经历了一次久违的口碑与票房双爆发，我衷心希望势头正猛的《正义回廊》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首发于「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