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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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能《叶落长安》的城

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的历史变革在吴文莉“西安城系列”三部作品《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中无一缺席，都隐在对平民生活的平静叙述之中，却表现出她对历史深刻改变每个人的命运，影响着许多人一生的思考。这样隐忍的写法意蕴丰富，恰恰是最贴合当代中国平民的真实生活讲述方式。在历史中，他们是亲历者，是旁观者，也是无意识的参与者。小说以不动生色的文字描写那些艰辛、创伤的生活更有着历史的实在性，对于生活在这城市中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身体和精神承受过的重负，都是生存需要渡过的困难。但是，生存的渴望却是倔强沉着而有着无限的隐忍之力，不管在任何境况中都有生命的热力在涌动。

吴文莉用近三十年的所有文学创作记录一座城，这是70后作家的精神体量和文学担当。她以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表现中国城市平民的生存状况，在《叶落长安》中写近七十年来中国平民的家园，在《叶落大地》中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土地，而写《黄金城》则是写二十一世纪耀目且虚妄的中国城市。

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家园意识，叶落归根的故乡情结，在《叶落长安》《叶落大地》和《黄金城》这三本中是找不到的。吴文莉的“西安城”系列三部长篇小说，让人物在作品里不露痕迹地完成从乡村农民到城市平民的现实和心理的转换全过程。而大多数文学作品里，大多仅是完成文学人物身体和户口上的“进城”，依旧用农民的心态打量和衡量城市，或是以征服了这城市的心态叫嚣炫耀，或是以“白居不易”的心情成为城市的半个主人半个客人。那这样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所写的城市和平民也是贴满了符号标签的人物，不能全面代表中国当代城市各阶层的真实历史样态。而吴文莉笔下的人物，都是在最绝望困苦的时候奔西安城而来，并努力通过中国传统价值认知：买房、创业、奋斗、生儿育女而渐渐融入这个城市的，他们乐意在此扎根，甚至愿意埋骨在此，从内心深处是愿意与所谓的地理位置的“故乡”割裂关系的，这与许多作家的笔下人物因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化而产生焦虑感、不适感是完全不同的。

一、中国平民的生死观与生命尊严

小说后半部分是吴文莉在2020年出版《叶落长安》（增订本）时加入的一部长篇小说《西安城》，这个作品在2020年第二期《中国作家》发表。时隔14年重新增订《叶落长安》，可见她对于自己作品的严谨重视态度，也可以看出她思想深度和维度的成长。显然，如吴文莉在后记中所说，只讨论生存已经不能满足作家对这部作品的期待了，她要更深入地讨论中国平民的生命尊严和生死观。对于“死”的看法是每个人都不可回避又必须面对的问题，透过小说中众多人物的生存生命故事，我们从河南难民们的生死观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故乡的态度、对于生命的态度和对生命尊严的诉求。即使他们大多不识多少字，没什么文化，但是却在努力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底线，希望自己能得到最后的生命关怀，而不是仅仅吃好穿好屈辱地死去。小说中的1990年前后，西安旧城改造开始，这意味着西安市开始了更大的城市样貌变化，而这些在西安城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老人们却不能习惯面对这样的动荡与不安，他们不愿离开老房子。小说里因为拆迁有了新房子所产生的家庭矛盾，几乎每个老人都不能幸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因为房子被儿女们卷入分家产的漩涡里。吴文莉小说里所写的这些家庭矛盾，其实是这个城市变迁中社会矛盾的一部分，他们隐含在社会财富价值观的认知中，也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而郝玉兰以她的智慧和公正，博得许多老人的信任，成了经常给老人们调解家庭矛盾的小区“区长”，在老吕媳妇、老蔫媳妇们离开世界的弥留之际，曾经无数次经历过失去亲人的郝玉兰给了他们最后的临终关怀。除了老蔫媳妇，大多数河南老人的生死观里没有信仰的成分，却都有对死后世界的担忧，所以想要提早做能做的打算。但是他们都想要埋在西安，他们把西安当成故乡的心思是一样的，这是小说在进行了生存史的叙事和生命关怀的叙事之后，对这些融入西安的外来人群的现实关照。《叶落长安》（增订本）是吴文莉的“西安城”系列长篇小说的起始，引领了这一系列作品中的叙事体系。她的历史书写不再是男性视角下的文学故事，平民视角下的女性也变得有血有肉，而女性形象也不再是符号化的祖母、母亲、女儿，更不是为了陪衬男性对女性的情感和性的需求而存在的。当然吴文莉笔下的女性表达也不是当代文学中标签化的觉醒者，或是脱离历史现实的激进叛逆者。她以自己的作品重建起一个断裂的女性谱系，终于使清晰而又合情合理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走进风雨飘摇的历史中——不可否认的是，此前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中少有这样的真正的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

写作对象的壮举，吴文莉倾注笔力打造最为平凡普通，却也最为接近真实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小说，其积极意义不能被低估。《叶落长安》中的郝玉兰来到西安时已经看到过太多生死了，战争的苦难和饥饿的痛苦是影响了她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她见过生死，也经历过贫穷和饥饿，并且她清楚地知道，在生死面前贫穷饥饿就不算什么了，所以她很珍惜能吃饱穿暖的好日子，很容易满足，这是这部小说里最为感染人的精神内涵。吴文莉在玉兰和冬莲的身上所有关于生存的叙事，都是贴着土地实打实的描写，或是贴着粮食的精打细算，是现实中每个贫穷家庭里的母亲都会做的。她写出了对女性“为母则刚”的理解，也写出了女性在家族变故中的坚强和镇定，这是一种气派，也是中国乡村和城市里许多女性所有的宝贵品质，是她们使家族能穿过苦难而生存，从而生生不息。她的现实关怀是真诚而恳切的，她的人物是有着现实感的普遍性和特别性的。在吴文莉现实主义的写作中，这些外来人口从身体到心灵融入一个城市的过程，是通过几十年延绵不绝的平民生活细节真实再现的，从自我认知到社会认知的过程是有着现代史意义的记录感的，并不是概念上的植入。小说将视角对准新中国刚刚建立后的西安城底层劳动人民，和他们所经历的生存困境，怀有感情地描写他们的亲情和爱情，写出了他们精神上的乐观和满足。这其实也是这个城市的当代精神。如果作家没有把每个生命个体放在平等的角度去看待，作品从一开始就是倾斜而有问题的。在吴文莉的作品里，女性被放在了一个被真正尊重和重视的位置，从她塑造这些女性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虽然人物本身经历了心灵难以承受的苦难，但她们始终要向着温暖和光明去奋斗，而不是被男性操控左右摆布的弱势女性，有着不愿依附他人的独立人格。她的三本小说里都在深切关注人的尊严，文学的救赎不是超脱，而是绝望中求生、重生，人物还得继续在这个充满荆棘的现世中寻求抵抗苦难的意志和希望，还得忍受现世的一切，却心怀光明。文学与宗教不同，它面对的是血淋淋的现实，文学中的人物，让他们超脱是容易的，而让他们继续在苦难的现实中坚持有价值的生活则是很难的。这也是《叶落长安》中郝玉兰在身边的老姐妹们的生死问题上所看到的，小说的可贵之处是，并没有在完成人物的饥饿和生存问题之后停止对现实生活中精神自由的追求，郝玉兰像一束光，她自身是温暖照亮的，照应到的人都能通过她折射的光芒，看得到她身上有着河南人特有的热情、勤劳、善良的精神面貌。所有个人记忆的生活细节的背后，却有着厚重的历史一直在关照。

二、西安城中鲜活、有代表性的“人物”

大多数七零后作家的写作无关家国社会这些宏大命题、史诗写作，这样的主题对一个作家的精神维度、语言文字和叙事方法都有很高要求。与大多数70后作家相比，吴文莉反其道而行，但又少见地完全以平民的视角叙事。“西安城”是她的写作根据地，然而她小说中的西安城绝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意义的写作对象。可以看出，她在三部作品里，心怀的是不同时代下宏阔的中国乡村和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但最终通过文字体现这些反思的，还是落在了“人”上，还是在写“人物”的命运和“人物”的思想。从这个层面上看，这三本书里的主要人物是没有雷同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社会里的一个人群。用四代人的生活轨迹去表现西安，也就是作家心中的中国的发展，她笔下的人物合情合理地符合时代、环境、身份，都是真正活生生接地气的人物，充满独特性和代表性。实际上，吴文莉并非仅是在写西安，城市只是一个载体，所谓写一个城市只是一个物象，一个文学的依托，穿过城市写的是时代和人。在我看来，她的人物并不仅是扎根在这城市，而是穿过城市成为时代的主人——无论他们原先是难民还是饥民，现在他们有了可以赖以生存的家园，能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写善良、写温暖不等于没有反思，写恶或暴力也不等于就是批判精神，重要的是作家是站在什么视角去看待这善和恶，这善或恶的写作之后，作家想要表达什么思想。显然，吴文莉写苦难不仅是为了写苦，而是想要探究她的人物是否能够突出重围获得心灵的自由。她善于写人物的出路、写情感和困顿的出口，无论怎样总要给人物一条活路，让故事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行进。吴文莉的作品里有恶人、有丑陋、有令人发指的行为，她没有扩大或聚焦这些“看点”，反而都以淡然的口吻将这些化解在平静的叙述中了，她让小说人物自己遗忘或屏蔽这些不善，让你看到无论怎么可恨的人都有可怜之处，但“日子总得过下去”。她的写作是绵里藏针不愿使狠的，这是为了更能接近底层平民的真实生存心态。这样没有炫技地写一个被生活的苦咸所裹挟的平常人，写“无数人中的这一个”，其实比写一个特定而有着无数标签的“特别的那一个”要难得多。

西安城里的小巷子和小院子、西安城外的村庄，都是组成西安城的一个个细胞，吴文莉的三部小说里，主要人物都是放在这样一个最为平常的环境里去展开故事，而这些人物也是最为平常的平民，这样的地点和人物放在特殊的时代背景里，所展开的生存故事往往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力量。对西安市的“外来户”来说，盖房子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事情，更是标志着自己终于成为了西安人。在吴文莉小说中的人物，几乎外来人群都有买房、盖房的过程，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下所经历的买房盖房，使这些细节成为小说人物的人生大事。显然吴文莉捕捉到了外来人群内心深处最为在意也最耿耿于怀的是什么。想必只有作家怀着探究的心走进中国平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内心，才能真实可信地写出人物内心渴求和理想，中国平民的衣、食、住、行也就有了时代烙印，作品会因此而有了记录当代中国平民生存史的价值和意义。好的文学作品能揭示时代的矛盾，把时代矛盾通过个体化描述转化为个体的矛盾，从而表达现实性和历史性。

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安城：极度饥饿、贫困、物质匮乏的记忆

《叶落长安》的前半部分讲述郝玉兰等外来河南难民的生存故事；后半部分则是小说人物在西安城里衣食无忧之后，所面对的生命尊严和老人们的生命关怀等社会问题；而贯穿全书的，是郝玉兰和梁长安这两代外来移民在西安做木匠活、做小生意、开饭馆、开工厂的近七十年的中国平民创业史。小说的前半部分所讨论的就是一个“生”字，也就是“生孩子”和“生存”两个问题。河南难民在西安大多数都是一家好几个孩子，对于住在锦华巷这样的城市贫民区的郝玉兰们来说，逃荒到西安时一无所有，每生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巨大的生活压力。十八岁的郝玉兰是为了让爹娘不再住在西安城墙上挖的窑，才嫁给了大自己十八岁的白老四的，图的是有五十个大洋的彩礼让爹娘买个小院子在西安城安下身来。她和大多数外来户一样没有工作，自己靠在城河里洗油线、给人拉坡、打小工、卖菜挣些零钱，丈夫白老四租了辆架子车给人送酱油养活一大家子人勉强糊口。小说里的所有生活描述都真实如同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细节令人震惊并难以忘怀。

《叶落长安》中有很多平民生存现状的细节，还原出一个城市每个家庭度过艰辛苦难的温暖记忆。那些年代特有的苦难和那时候人们特有的乐观勤劳是中国平民所共有的，吴文莉以平实而温暖的写作，使这段宝贵的难民在城市的现代生存史进入文学，意义非凡。她不厌其烦地描写上世纪五十年代郝玉兰和老蔫媳妇怀孕生孩子的细节，令人震憾的是，为了能让孩子们有口饭吃，她们怀着大肚子也要大冷天泡在刺骨的河水里洗油线，大雪天去给大坡上给架子车挂坡。郝玉兰的小女儿白牡丹因此而早产，她却庆幸可以在过年里坐个月子，天一晴就又能出门做小工挣钱去了。这个充满热情的勤劳女性被吴文莉写活了，在温暖平静地叙事里，读者看着这个有着用不完劲头和活力的河南女人，在西安城里不停地劳动，在一次次、一年年里遇到的困境里总是能乐观地走出来，还能善良爽快地帮着身边和她一样痛苦的人们。郝玉兰以她特有的人物魅力，使这部写苦难和生存的沉重话题的作品，成为了写温暖和亲情的城市叙事作品，所传递出的中国平民乐观忍耐的生存信念和特有的照亮意义，远比小说本身的苦难更为动人深远。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悲悯情怀有着广泛的精神支持，中国文学在回到普通人的平民日常生活，才有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和人文情怀。如果小说只是在揭示苦难，无论情节叙事多么令人伤痛，而没有关怀和照亮的能力，没有真正写出这个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文字是没有力量的。作家吴文莉对处于困境中人物的悲悯仿佛与生俱来，小说中直面时代中普遍的每个人的本质苦难，同时又能把独特视角下所洞悉的社会现实做出文学的反思和关照。吴文莉写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她的人物在生存边缘行走，每一个却总还要关照内心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这样的小人物一个个在她的叙述中被站立在这个四方的城里，小说通过他们坚持要挣到个好生活的顽劲，写出人生的苦难，写出中国平民承受苦难的极限，写出活生生的人性，写出这样的城市平民努力想摆脱苦难的宿命的宝贵生命力。而这正是这部小说最有价值意义的地方。“西安城系列”三部小说直面地写120年来，不同时期外来人口以移民、难民、支援大西北和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城市，并逐渐扎根融入的过程。如果从国际化大都市的西安人口变化来说，70年前的1949年只有50多万人口的西安市，至今有1,000多万人口了，那么这900多万人口除了自然繁衍，大多数外来的人口都是在这70年里渐渐融入在这城市里的。这样大的一个人群，却少有文学作品去表达，吴文莉作品以三本书写一座城的120年，写出了时代精神。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正是吴文莉通过三部作品聚焦一座城的当代史表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