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天下

信息量很大，我的读后感不可能覆盖所有我在读的时候有触动的点。只是写这一刻的想法。 江平教授2000年到2015年的访谈集录。有几个特别显然的主题，首先就是在他年轻时，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从1956年起遭受了长达22年的没有用武之地的一个痛苦的时期。第二是在1978年后他得到平反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包括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等职）率先在学校开设了涉及西方民商法学的课程。第三则是他在1990年卸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之后，仍然作为法学教育家和社会运动呼吁者在法律，政治甚至经济等领域发挥着自己的才能。 第一个时期是几乎大部分采访者都会问到的，但是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的过去，他基本不会用过于浓墨重彩的语言去描述那段年轻的历史。即使如此，作为读者，我仍然能够理解，这段时期对他整个人的性格以及观念，理想的形成和重塑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也许正是这段特别的时期，才奠定了他之后几乎整个人生只说真话、只向真理低头的座右铭（如果是座右铭的话）。其实仅仅是在这段历史的讲述中，也可以理解他所谓的只说真话是多么难得，因为很多对于制度思考，对于未来发展改革方向的建议，对于更理想化的法治的设想，绝不仅仅是他在苏联学习的那五年法律本科所得到的，一定是在他后续的人生中仍然不断的观察反思而成。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以及后来担任校长的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他是最先在国内开设西方的，也就是原来称资产阶级民商法相关课程的人。这其实还是一个“说真话”吧，明明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是西方国家的，但是你一定要在讲的时候，加上一个批判它的资产阶级批判它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可是你本质上还是在讲罗马法，你本质上还是在讲那一套东西，并不会因为你加上了批判，它的本质就会改变，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江平对真理的态度。后来为了保护学生，还有一些直到现在都无法在书中明说的原因，他卸任校长，更多投身于公共事业。 在推动法治健全这一方面其实他的一生也就是共和国法治的发展史。作为学生赴苏联学习法律的这段时间也是国家完全摒弃了旧的国民党法律系统的四年，是彻彻底底的法律空白期。中间的22年虽然有54宪法和少数几部法律，但也是人治强于法治。他得以参与立法之时才是真正以法治代替人治之始。如果说之前是呼吁让法律进入人民的生活，那么之后就是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他不止一次说过，新中国成立60年了，竟然还没有一部法典，这是在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当民法等基本法律进入法律体系之后，第三步就是全面让法律尽量包含民众生活的每个方面。从90年代至今，他不断地呼吁私权需要得到更多的保护，推动了诸如《物权法》和《行政许可法》等等一系列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的法律。 他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律师权利保障，他说过，一个国家律师的从业环境，其实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法治环境。律师虽然一个人很渺小，只是法律的服务者，但是他应该有更宏大的法律愿景，因为他对抗的是在任何最强大的人面前都显得更加强大的国家权力，这一点来说，这也与他一直关切的私权密切相关。大社会，小政府，只有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私权才能真正得到保护。李庄案是他不断提起的一个对于法律人士，尤其是律师从业者来说意义重大的案件。从李庄的被捕到释放，他作为顾问全程高度参与，这个案子透射了太多中国的法治现状，包括公权和私权的对抗，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干涉民众的生活，以及执法和立法间的鸿沟。 虽然他认可有些法律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完善的，并且可能会伤害人民的权利，因此不必过分强调都要法律的神圣性，因为如果法律永远是不可撼动的，那么就一定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法律一定是为特定的经济服务的。但是他仍认为司法判决需要得到尊重，任何人民都有遵守判决的义务，当你拒不履行判决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滥用私权伤害公权。 回顾他这一生，同时也是中国司法进步的历史，他总结为前进两步，后退一步，持谨慎的乐观。 希望我们都能有这份谨慎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