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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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一天，由于对华尔街充满好奇而在信孚银行工作的人类学学生Karen Ho突然被裁员。不过，让Ho大吃一惊的并非意外裁员本身——毕竟，这类裁员经常在纸醉金迷的华尔街上演。令Ho惊讶的是，和她一起被裁员的人们并没有陷入焦虑，也没有表示出一丝一毫对遭受相似裁员经历的同事的同情，相反，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人员清算，人们出奇地冷静，甚至将其视作日常。

于是，Ho好奇，这些在工作中持续经受着不安与动荡的银行从业者，为何从不觉得不安？带着这个问题，Ho开始了对华尔街的长达十七个月的田野。众所周知，相比于底层阶级，上层研究往往因为受访者的高阶社会地位、繁忙、善于应对研究的交谈等因素而难以持续。Ho(2009)在对华尔街金融从业者的研究中采用“多点民族志”（multiple-site 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正是为了克服对上层阶级研究（studying up）的难度。Ho宣称，对上层阶级的研究需要从多种场景进行分析（p19），在华尔街工作的十七个月中，她透过对华尔街校园招聘流程、面试场景、公司工作现场、下班之后与员工的闲谈等环节，分析华尔街的菁英文化，试图响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代的特征。本篇将揭示《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一书的核心关怀：华尔街制造的精英文化如何导致金融大崩溃。

华尔街之死？投资银行如何牵动大国企业与金融

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华尔街”究竟在做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Ho回顾美国企业历史变迁（p122-168），并指出在经济体系转型中，维护股东价值已经逐渐成为美国金融企业的生存宗旨。而在《Liquidated》中，股东价值贯穿整本书，成为衡量企业盈亏的衡量指标。

本书聚焦的则是为企业盈利（即保障企业股东利益）提供咨询服务的投资银行。大名鼎鼎的摩根斯坦利、美林银行等即投资银行中的领头羊，其工作是为美国大多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专业评估，包括投资、并购、兼并、收购、发行债券等具体企业发展内容。简言之，把企业想象成个体，那么投资银行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每个个体量身打造出一份健康成长清单，这里的成长即盈利。可见，投资银行是维系金融大国经济良好运行的关键环节。

因此，Ho表明，投资银行之所以牵动美国经济，因为众多他代表着那些服从市场规则的企业实体；而众多高级投资银行坐落地——华尔街，则自然而然成为美国金融中心。

“华尔街之死”这一论述用来描述当今华尔街投行日渐衰落的表现，但Ho则指出，当我们用文化来理解华尔街、甚至是市场运行，我们会发现，投行背后的不稳定性文化其实正是华尔街影响力深入美国经济骨髓的表现。

打造“聪明文化”：让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为你打工是什么样的体验？

回到一开始的经验提问，为何以“精于计算报酬”著称的华尔街菁英们，自甘进入弹性、缺乏保障、过劳的极不稳定之风投工作？在Ho看来，面对高风险职业，菁英们将其当作对个人职涯的挑战，“聪明人”这一文化形象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人生目标。

“聪明人”文化形象是由顶级高校和一流投资银行所打造出来的，它体现的是精英群体如何实现“从学校到公司”的连结。例如，凯特·米勒的一次尴尬经历就道出了这个连结在华尔街的普遍性。曾经作为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凯特·米勒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毕业于非毕业于常春藤名校的工作者，一次，副总裁与她闲聊时提到公司的招聘流程，副总裁这样说到“我们的确遇到一些其实可以上哈佛这类学校的学生，但是他们选择去了一些黑人学校，这说明这些学生没有良好的判断力。这样一来，我们一般是会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录用这类学生的！”

这个场景展示了投资银行如何与精英大学实现连结。投资银行强调特定学校的优秀性来衬托银行的地位，比如“哈佛、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的卓越是不证自明的，这些最聪明的人都来我们公司工作！”而像凯特·米勒这样即便十分优秀却毕业于一般学校的人则可能是考虑到职员多元性才被招纳进公司。

于是，凯特尴尬地发现，在摩根斯坦利这类顶级投资银行，名校出身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他们是否“足够聪明、具有领导力、国际化”这些特质。这种特质则是投资银行所需要的人才，投资银行将自己的工作与名校精英连结起来，如此，他们便不断合理化自己的领先地位，毕竟，他们聘雇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挣钱就是王道”：以不稳定为荣的“聪明文化”

这些被打造为“聪明、敏锐、具有领导力和国际视野”的聪明人，在进入华尔街的那一刻起就被教导要学会安于不稳定这件事。

本文一开始所述遭受裁员的Ho很快发现，人员清理本身即华尔街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华尔街的绩效奖金制度鼓励投行家持续不断地竞争以高效地获取高额利润。

绩效奖金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交易数量决定员工的表现，而不管与之交易后的客户是否受惠；第二，薪水增长的速度缓慢，但奖金或分红却很快；第三，奖金多少是评估员工价值的标准。这种绩效奖金制度是银行保障自身利益的一种做法，因为银行催促员工拼命交易、接单，但又宣称企业最终是否盈利要看企业自身的股市表现，即将对企业的责任转移到市场表现。

风投银行亲手缔造出一个只注重短期实惠，忽略企业长期利益的金融银行。银行只重视弹性人力，公司陷入危机时果断裁员，同时，他们也不培养专有人员，若有需要是直接以高昂奖金挖掘人才，并经常以夸大、冲高业绩的方式应对经济危机。

不幸的是，被绩效奖金裹挟的投行家们不自觉地投入“快速挣钱即王道”的游戏中。具体地说，由于员工价值由其获得多少奖金而定，员工们倾向于争取尽可能多的奖金来抬高身价。那么，根据绩效奖金制度的第一和第二点特征所述，员工要达到快速获得奖金的目的，可以拼命地说服客户、加单，获取高额奖金；或者争取奖金即寻找下家公司以成功跳槽。

“榨取当下”的聪明文化：看似是功，实则有过

着迷于金钱游戏的投行家们对不稳定习以为常，而这样的聪明文化落实到具体的金融操作，并最终引爆了金融海啸。

首先，投行家们已经明白，短期工作是华尔街的常态，他们的工作或者自己所在团队有可能随时被撤掉。并且，银行实际上并不需要对员工履行满聘的义务，即便合约上白纸黑字写着一年、两年的约聘期，当银行出于成本考虑，他们可以随时解聘员工。同事，投行家也清楚，职员也不必对公司忠诚，随时都可以洽谈新工作，人员流动在华尔街是常事，换言之，投行家自己不会在这家公司做很久。

因此，员工们的应对方式是“榨取当下”，即不顾一切从现状中完成尽可能多的交易。而为了将利益的“榨取”尽可能地扩大化，投行家们则在交易过程中发挥了他们最擅长的“聪明才智”。

举例来说，当投行家向前在的客户推销他们如何精于筹集债券时，实际上他们撒谎并且说尽竞争对手的 坏话；当投行家向客户分析高收益的因素以展示某个业务的市场占有率和回报率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将行业最为高收益和激进的公司作为模板而不论行业平均水平；当投行家向客户汇报业务评价时，实际上他们刻意掩盖公司的缺点而重点展示公司的少数优点（p106）。据此，Ho称这种交易流程为“华尔街与企业客户之间的剥削关系”。

在这层剥削关系背后，我们可以解答开篇Ho的疑问，即“为何被裁员者从未对其他裁员者表达同情？”这是因为，华尔街的投行家从一开始便认为裁员是企业的正常战略，即便他们自己本身也经常处于被裁员，但是只要他们个人价值存在，他们可以很快地找到下家，继续接受高昂的奖金。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也将人员流动作为企业业绩，他们也并不认为裁员是一件多么不得了的经历。于是，在面对大规模裁员，员工经常忙着寻找下家，而不会也无法理解他人的痛苦（p293）。

因此，聪明文化之功在于它能帮助个体和银行获取快速地获取短期利益。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个文化使得企业和股东价值进入短暂价格评估，持续引发经济波动和危机，如此，实际上聪明文化导致了企业利益的长期受损。

聪明文化的再制与精英的自我剥削

进一步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华尔街工作，投行家们都认为人员流动显得十分平常。然而，仅仅因为裁员的普遍性，就能让这些职场精英自甘进入甚至是享受残酷的工作文化吗？ Ho指出， 在华尔街工作流行着这样一种聪明文化，工作越操、越不稳定，就越觉得自己有价值，却不管这些快操死人的工作本身是否必要。

现为德意志银行企业战略部的高级副总裁保罗这样描述到自己初入职场的工作样貌：“我的周末几乎都在工作….我连续熬夜72个小时….但是这让我学到如何全情投入工作。”在投行家的日常工作中，“凌晨三点睡在车里，六点钟准时去上班”是家常便饭。这是因为他们需要透过加班来证明自己如何努力工作。除此之外，他们为客户搜集金融信息、调查行业趋势、制作演示文稿、分析产业去向和盈亏等。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展现最终都呈现在演示给客户的那一刻，在那一刻，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错误，这些分析师一定会被骂的狗血淋头，因此，确保展示成果那一刻的精准无误是每一个华尔街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功课。

尽管投行家们面临如何残酷和严苛的工作制度，他们却无一例外共享了一种吊诡的工作文化，而这种工作文化，让精英甘愿自我剥削。首先，强调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争取巨额利润的“金钱精英制度”（money meritocracy）（p107）是华尔街崇尚的工作文化。在这样文化影响下，投行熬夜、加班以实现永恒不断的工作。即便曾在职场遭受歧视的有色族裔职员也表现出对“金钱精英制度”的坚信。譬如，不少非洲裔、亚洲裔的男女工作者发现，就算他们在某些社会身份上处于劣势，但是在华尔街，只要他们能赚钱，他们仍然会被认为是有能力的精英。于是，“挣钱就是王道”这一主流职业伦理消解种族或性别身份给他们在职场中带来的弱势地位，他们因此更加坚信华尔街的生产模式。

其次，浸淫在精英文化本身也形成一种投行家持续奋斗的助推器。信孚银行债券部副总裁朱莉自豪地表示“在这里，你周围全都是聪明的人，你的手下也是一群尖子生，这是一个很刺激的环境。”在朱莉看来，来自同事的竞争压力鼓励了每一个人加倍努力工作，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想被身边的人比下去。据此，Ho宣称是，“聪明文化”是华尔街文化的本质，也是资本利益累积与全球化生产力的助产器（p40）。

大哉问：到底什么“市场”？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

以上，我们解剖了聪明文化之过以及精英的自甘剥削，那么，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便是：既然，从结果来看，华尔街投行家们损害股东利益，并制造出金融崩溃，在这样情况下，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在华尔街的地位呢？换句话说，一位三番四次导致客户利益受损的员工，为何还能一直被奉为职场精英？

这一问题的背后，是Ho的核心关怀，即我们该如何理解市场？《Liquidated》一书打破人们对“市场”的理解方式所固有的预设，并提供了解答。Ho认为，当我们谈论“市场”的时候，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抽象的经济活动来理解它，这样暧昧不明的理解方式使人们将目光放在投行家赚了多少钱、赔了多少钱等直接与“金钱”、“利润”、“盈亏”等挂钩的问题，于是，人们相信，这些数字和涨幅就是市场。

然而，以这种单向思维，我们显然无法解答这个看似吊诡、却在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天天上演的戏码：一个给公司带来亏损的员工却仍然被视为最聪明的人。

Ho指出，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文化角度入手。华尔街挪用了社会对“聪明”的理解，并通过不稳定的工作环境，诸如裁员、竞争，逐步将自己的工作风格和意识形态推广至其他的企业和经济体。具体地说，投行家使用精巧的话术和市场分析观点劝服股东进行投资以追求短期效益，而华尔街金融市场又以追求短期效益为目标——在获得短期效益之时立刻投注下一轮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分析或许稍显肤浅但却能带来短期利益的投行家则成为股东们所信赖的“专家”，Ho也指出，投行家的光环本身也体现了华尔街对短期效益的追求，或者说，这个场域并不以长期效益为目标，人人都期待着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利益，然后又进入下一轮逐利游戏中持续获取利益。如此，投行家的聪明文化成为金融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在追求奖金、都在自我操劳，同时，也都在享受不稳定。

因此，以华尔街为例，《Liquidated》提供一个具体的标本用以分析市场。市场不是一个抽象的与金钱相关的词汇便可以一以概之，它存在于华尔街人的日常实作、互动细节。这些看似获得权力但也受到限制的精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经历中制造出金融的霸权地位，而这些日复一日的日常经验和意识形态，即“聪明文化”。

当然，对聪明文化的评判并非特指个体精英，本书也指出，精英实际上正无意识地自愿服从职场和生活的剥削。聪明文化实际批判的是，一个崇尚不稳定、短期效益的金融文化，这个文化将华尔街工作的任何一个人——包括高阶主管、经理、分析师、一般职员——都卷入了一场与时间赛跑、抓取短暂利益的职场风暴中。而这场风暴越滚越大，最终引爆了金融海啸。

參考文獻：

Ho, K. (2009). 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ke University Press.

文中金融业专业术语的中文翻译部分参考中文译本《清算》

此研究方法重在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特征。它推崇以多个点而非单个点的民族志方法，强调展示在交叉时空的文化意义、对象和认同的循环。

庞溟/文

投行机密：一切都被标上了价格

“我的专业是人类学，我对了解动态的商业世界和华尔街的文化十分感兴趣，我认为我能够提供许多技能，比如像全球化、文化、美国经济价值观的理解。我向研究生院请了假，来探索这个世界，工作一段时间。工作结束后，我准备回到学校完成我的博士学位。”

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研究生何柔宛在一次次投资银行面试中重复上述说辞，终于获得信孚银行在纽约的一份内部管理咨询工作。戏剧化的是，六个月之后，她被裁员了。此后，她继续开展了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版了基于自己博士论文的《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

在这本书中，何柔宛希望通过深入调查分析华尔街的雇佣文化，探究金融精英们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企业的本质，以及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在过去数十年间，华尔街致力于将那些过去稳定的公司进行精简、重组和资产证券化，造成并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以及充满了社会经济不平等、不安全和危机的世界。

在这种特殊的利已主义文化下，本书书名中所谓的“清算”，指的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和企业行为的目的都被化约为以资本市场为载体追求货币价值在短期内的最大化。换言之，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连一切不坚固的东西也都被标上了价格。从这个角度说，华尔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形塑了世界；而分析华尔街丛林社会里这一整套话语、习俗、文化和操演实践，与传统人类学家扎根原始部落的学科实践并无二致。

聪明人游戏：“高盛是所有投资银行中的哈佛”

从一开始“卧底”华尔街时，何柔宛就发现这些金融精英一直在凸显并标榜自己的“聪明”，“这一词语似乎在华尔街的词典里非常重要”。所有受访者都深信在华尔街成功的三个要素是“聪明、努力和进取心”，深信自己置身于“最聪明和最富有雄心的人们”之中，深信自己将会与“世界上最聪明，拥有本世纪最伟大的头脑的人”一起工作，深信“聪明人聚集的地方总是有溢价的”，自己的“聪明”并将获得高薪作为回报。

华尔街对“聪明”的这种定义，以毕业院校为基础，具有小圈子的排他性。一方面，“如果计算投资银行招聘范围内的大学数量，不会超过15到20所”；另一方面，优秀学生们似乎也以进入华尔街投行作为自己聪颖过人、富有进取心和自信心的证据。根据哈佛大学职业服务办公室报告，在2005年，将近一半的学生通过“招聘流程去竞聘投资银行和咨询的工作”，“哲学专业（的学生）成为投行家，而曾经很有前途的小说家进人了华尔街”。

顶级华尔街投行最愿意招聘的目标院校是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且“没有任何专业和学院的限制”。相比之下，连与之齐名的耶鲁大学在华尔街的口碑也远远落后，因为耶鲁大学被认为是更加具有“自由主义和‘艺术家气质’”，在某种程度上不迷信自由市场信念，从而让“投行家们感到敌意”。

这种将精英学校与投资银行、“完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标榜出类拔萃的方法相当成功，以至于有身为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受访者坦言：“我真的很喜欢高盛……我认为高盛是所有投资银行中的哈佛，只因为他们都知道如何把他们自己很好地销售出去。”

而通过宣称“在高盛，我们有最充足的人才库”、“在摩根斯坦利，我们只有最优秀的”，投行让客户相信将会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来为你提供咨询”，相信投行比企业本身“更聪明、更有见识、更先进”，“于是我们对整个市场的观点就必须得到相信，我们设想的交易就必须被执行。

一位哈佛校友的嘲讽似乎不合时宜但也振聋发聩：“请记住，只有那些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企业才会通过雇佣最好的人才来显得充满活力和创新性，这样可以混淆事实，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做一些无意义的工作。”

华尔街：一种生活方式

从表面看，华尔街的口头禅“金钱不歧视”反映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假设：技能、价值和教育是“经济成果”的唯一来源，种族、阶级、性别等外部性因素构成了有效市场交易的障碍，很可能在长期内被创造利润的迫切需求推翻。同样的想法也体现在投行内部将不同部门区分并隔离为“产品方”和“关系方”，产品方被想象成更加唯贤任用、更少依赖社会关系。

因此，华尔街鼓励“热爱金融并且忍耐痛苦”式的拼搏，并“依靠精英员工内化的、日复一日的过度工作实现”。“对努力工作和持续工作的迷恋支撑了市场需求和市场节奏所需要的超高效率和极速响应”：一名高盛投行的初级雇员说自己在一年的时间没有个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洗衣服的时间”，最糟糕的一周工作长达155小时，留给自己的只有1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当何柔宛问一位投行经理的未婚妻要去哪里度蜜月时，她更是苦笑地说：“去任何一个黑莓手机不能正常工作的地方”。

但事实上，华尔街也存在着基于分工、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种种歧视、区隔与鸿沟。这种客观存在的等级制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按照银行对盈利贡献多少的“后台”、“中台”和“前台”业务线，规定了分别服务于低层、中层和高层的电梯，“在很多大厦中，首席执行官有个人专属的电梯”。

不需要社交活动、不需要“拍精英马屁”也被证明是一个谎言。正如一位身为投行董事总经理的受访者所说：“在职业生涯第二阶段，你就要处理好关系，从而促进交易。你能仅凭博学多才就得到生意吗？”

何柔宛甚至发现，虽然许多在华尔街“后台”工作的行政人员经常自带午餐，但她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在“前台”工作的人这么做。“自带午餐不是一个向上流动的信号——这暴露了一种下层阶级（才会有）的对花费超支的担心，无法毫不在意地花钱。这是一种反社会行为的信号：优先考虑节俭而不是和同事一起出门买午餐”。因此，午饭吃什么——或者更重要地，午饭和谁一起吃——是一种深刻的阶级划分标志。

金融精英：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

对大部分财富500强里的美国企业来说，一般十年内会有两到三次大规模的裁员。世界著名的休闲食品公司纳贝斯克（Nabisco）因为规模庞大的杠杆收购引发裁员狂潮时，公司外面停好了救护车，“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哪些中年经理们能够承受得了这一新闻”。

与此相比，投行面临着更加动荡和残酷的业界生态——每年至少要有两轮的裁员，既包括小规模的裁减，也包括大规模的、“毫不留情”的裁员。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华尔街投行在作者开展田野调查的1996-1999年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信孚银行买下了精品投行亚历克斯·布朗公司后，就被德意志银行收购并退出市场；旅行家集团买下了美邦公司，然后在收购了大型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后组成了所罗门美邦，最后又和花旗公司合并形成花旗集团……“金融家们，全美大型企业重组的煽动者们，他们自身也被裁员了”。

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市场的变幻无常、经济波动与周期变化。但有趣的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并未动摇，坚信从1980年代开始，精益求精的华尔街、强大的美国企业以及上涨的股市共同带来了蓬勃发展的经济，使资本各得其所，“成为利润和个人财产两者结合的神圣化身”。更诡异的是，所有受访者都淡然接受了职场的不确定性和工作的不安全感，认为在华尔街工作大抵是风险和收益的“平等交换”——“裁员和工作不稳定，是投行的组成部分。接受投行工作的前提就是承认你已经在风险方面获得了‘补偿’”。

何柔宛意识到，“华尔街的薪酬策略允许灵活的雇佣形式……能够使得投行在大规模裁员、持续不断的清理后立刻雇用新的员工并组建部门，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没有战略的战略’”。这种灵活性抹掉了“转型”的必要性，却需要投行“必须有意愿并能够立刻裁撤那些今天不起作用的业务”。

正因为华尔街的绩效奖金制度将投行利润和个人收入挂钩，也因为自己时刻笼罩在被裁员的危险之中，金融精英会竭尽全力为他们的企业客户达成更多交易和业务，哪怕它们其实并非必要。何柔宛指出，在投行这种独有的、短视的文化、战略和世界观影响下，金融危机和萧条并不是一种自然周期，而是被华尔街的日常实践和意识形态所建构：华尔街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中对繁荣的渴望和追求，已经通过自我规训和话语霸权，渗透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伴随着全球化而进一步扩展蔓延，却最终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动荡与全球经济的衰败。只有在市场崩溃、繁荣终止、泡沫消灭时，关于华尔街的一切神话才会破产。

局外人、梦里人与镜中人

从访谈对象上看，或许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或者是为自己所在社会群体发声的考虑，本书的受访者中少数族裔、女性、非商科背景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可谓畸高，幸好作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保证了受访者大多毕业自华尔街投行优先招聘延揽的目标院校。从研究设计来说，作者在非顶尖投行的非核心业务部门开始自己的田野调查，不同等级投行间的巨大差异、投资银行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冰冷区隔，也大大削弱了研究的说服力和代表性。

对金融业内人士来说，此书的论述虽然感觉隔靴搔痒、着力点欠佳，毕竟试图提供某种跳脱出行业刻板成见之外的视角与总结。只是可惜作者辜负了自己在致谢中雄心勃勃地声称的“本书源于一种知识分子对经济和社会的正义感”。正义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透彻了解，却有可能凭借跨学科研究之名，出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预设立场，将一个有趣味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变成糅合了俏皮话、耍聪明和猎奇谈资的四不像。

对外行普通读者而言，此书则具有更大的阅读难度，但这更多地来自于本书的翻译难度。坦率地说，本书的译笔称不上流畅易懂——这不仅仅源于作为“行话”的学科与行业话语体系的不同，还来自于文化、国别、语言等各方面差异而导致的失真和误读。正如本书作者在此书初版十年后再重新撰写一篇中文版序言对自我进行梳理，我建议本书的四位年轻译者也能在若干年后回头校译一次这个版本的译稿，在信、达、雅各方面予以提升，至少也应当避免将属于专业常识的“交易（估值）倍数”（trading　multiples）译为“多元化交易”，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译为“亚瑟·安立信”。

但我不会苛责作者与译者们在书中体现出的努力，即：努力消除学术写作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隔、人文社科类研究者与商业金融类研究对象之间的区隔、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区隔。我们需要更多的有心人来打破这些区隔，并对金融行业和“市场”观念的图腾进行除魅。

更进一步地说，我们不应满足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将金融与道德、正义、福祉、伦理等相对立加以应景的批判。正如齐美尔在《货币哲学》里的忠告：“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当货币本该作为最纯粹的工具、手段、制度、习俗却被异化为目的时，当人与人在以经济活动为主导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联系互动通过比对、掂量、估测、计算的方式来完成时，人际交往、社会交换、生活世界和意义空间不但不能扩展与丰富，反而让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变得受限，让人重新被嵌入各种刻板的依附关系中。本书或为局外人言，却当惊醒梦里人，更应为镜中人鉴。

我没有受过社会学的专业训练，不知道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如何评价这本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只能说这本书挺让人失望的。

这本书花了大量篇幅反复强调投行工作时间长、薪酬水平高、流动性大这些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问题是这些简单的事实完全可以通过统计数字做出全局性的描述，重复堆砌一个又一个田野访谈结果并不增加任何信息。相反在这些简单事实背后的心态、动机等等依赖访谈的、较有深度的内容反而付之阙如。举例来说，第二章提到投行招收的是极少数学校的精英学生，而且形成了特定的人际网络；第三章说精英学生入职以后发现工作时间极长，工作内容又很无谓。这自然而然的后续问题是，这些刚入职的人如何看待这些落差，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是否会选择放弃这份工作，如何向从事其他工作的朋友以及仍然在校的后辈描述自己的职业和处境等等。我并不觉得这些问题全都很重要，或者有助于阐释整本书的主题，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稍微有点深度的问题）统统没有被触及就很令人费解了。事实上，作者一直到第六章才给出了为什么从业者会坚持这份工作的答案：工资高。但工资高这个唯一答案真的足以解释所有从业者的情况吗？我个人是强烈怀疑的。

这本书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本书最核心和独特的观点：“华尔街自身的独特文化通过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影响了整个市场”是极度欠缺论证的。虽然这个观点挺符合直觉的，但作者完全没有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或者机制，甚至连相关的田野调查和访谈都没有。强调一次，这本田野调查的书中没有提到任何对非华尔街相关人员的访谈，那作者是怎么知道其他行业是如何受到华尔街的影响呢？这个观点更像是作者自己灵光乍现发现了个“新大陆”。在一本五百多页的书里，关于这个核心观点的内容不超过十页。

当然这本书的其他观点也缺乏论证。比如作者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未经审查的认为“公司向股东、雇员、社区等各相关方负责”是一种较好的理论，而“公司仅仅向股东负责，特别是只向股价负责”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据我所知，关于在美国关于公司到底应当服务于谁的利益有非常详细和复杂的理论探讨，但作者在理论部分只引述了非常个别的作者，而且这些作者的观点也是一边倒的。

再次重复，我不是社会学专业的，所以这其中有很多花哨复杂的理论术语我没有看懂。也许许多实质性的论证淹没在“构建”、“话语”、“文化”等等术语之中，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本书仅停留在纯外行对于一些表面事实的惊异，和作者对于华尔街的固有敌意之上。虽然我个人在情感上也觉得华尔街的投行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傻[哔]，但个人情感归个人情感，学术研究只有这个深度还是挺让人失望的。